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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2第十、十一合刊 >> 城市化质量与城市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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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好茶如好言,朴实无华,韵味悠远。品茶,是人与自然造化的良性互动。所谓“茶话”,喝茶聊天,借茶言道。独自在家饮茶,感悟在心,妙不可言。去朋友处对饮,相互坦然,话题绵绵。三人饮茶如三江汇合,浊水瞬间激变为清流,令知情者骇然。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下之今日中国,《茶话》立足大而不当不如小而精致,力求有一点空间足以观天地。

话题发起缘由:
  2012年的这个夏天让中国人感到了别样的压抑:7月21日,北京一场暴雨造成79人遇难;8月24日,建成不到一年的哈尔滨市三环路高架桥侧滑,4辆货车侧翻,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8月26日,包茂高速公路汽车追尾事故,36条鲜活的生命在大火中瞬间消逝;近期,我国许多城市发生地陷事故,“有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这些事故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其背后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城市化率过半的今天,在幸福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际,城市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高公共治理的水平?为此,《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特邀正大集团总裁杨海浩先生做客“茶话”栏目,就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杨海浩:首先,很高兴能够做客《茶话》栏目。我不是一个城市化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对于近期发生的公共事件,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城市化不能以“量”取胜

  《城市化》:您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的质与量?

  杨海浩:中国城市化最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迅猛,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都无法和中国相比。最近《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文章说,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中国城市扩张令人吃惊。排名第一的是河南永城,一个县级市,1990年的建成区面积是0.23平方公里,短短20年发展到18.21平方公里,扩张了20倍以上。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慈溪,建成区面积由不到3平方公里变为213平方公里左右。文章提到,中国另有19个城市扩张了10—20倍,66个城市扩张了5—10倍。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城市化发展从量的方面,扩张非常迅速,有目共睹,标志着中国的进步和快速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凸显了一些问题。最近发生的“7·21北京暴雨”、哈尔滨塌桥事故、城市地陷事故等等这些公共事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量有了,但在质的方面,还存在很多令人忧虑的、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让生活更美好,让人们生活更有幸福感,是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的根本宗旨。所以,城市最终要以人们的感受程度,尤其是内心的幸福感受程度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能够让人们感到幸福的城市就是好城市。否则,表面的光鲜毫无疑义。

“城市病”严重影响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请您具体谈谈有哪些方面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

  杨海浩:由此,我想到目前城市化带来的棘手问题——“城市病”。拿交通拥堵来说,这已经成为城市之痛,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说,汽车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汽车业还要发展;另一方面,老百姓有钱之后就希望提高生活质量,拥有汽车成为不二选择。这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城市交通在硬件方面普遍达到了瓶颈。最近,北京市明确提到在对汽车消费实施总量控制的同时征收交通拥堵费,缓解交通拥堵。我认为,在道路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很难奏效。试问,交通日益拥堵,如何让人们感到幸福?
    说到道路,7月21日,北京由于道路等基础设施排水不畅,一场暴雨造成损失惨重,全世界为之关注。最近,全国相继发生多起道路塌陷,有人走着走着就没有了。这些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尽管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其中与超常开采地下水不无关系。
    再看空气质量,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空气污染情况严重,全国至少30%的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另外,水源也不乐观。有报道说,中国七大水系除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水质还不错,其它水系都有问题,甚至个别的像海河为重度污染。
   还有城市垃圾处理。现在,很多城市采取简单掩埋的做法,由于没做无害化处理,浅表土层、浅表水,甚至地下水都有可能被污染。掩埋是把矛盾留给后人。这样的做法不能算是成功地处理了垃圾。
     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 视。

质的不足从城市细节可见一斑

  《城市化》:除了以上谈到的城市病,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比较直观地反映中国城市化质量的不足?又该如何改进?

    杨海浩:看城市好比看自然。尽管自然景观有其独特的魅力,但相比之下,人文景观更能给人带来历史感、亲切感,更能引起人们去思索、回味。城市也一样。试问,只有基础设施的光鲜,究竟能给人们带来多少人文关怀?
    实际上,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更注重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教育、卫生、文化、环境……因为这些是给他们带来生活幸福感、提高幸福指数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没有质量的城市化发展,不会带来有质量的城市人居生活水平。因而,老百姓更关注城市化的质,而不是量。量做再大再多再快,如果没有质,等于白做。遗憾的是,质的不足存在于诸多的城市细节之处。
    还是以交通为例,现在国家大力投资发展地铁、轻轨等网络交通,我觉得政府还应该下大力气打通城市道路的“毛细血管”。北京市主干线周围有很多四通八达的小路、小胡同,如果能够疏通,可以缓解主干线的压力。这样,人们不用绕着环路走,也可以到达目的地。许多小路之所以不通,违章建筑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建议,对于那些没有历史保存价值的胡同,政府要拆迁。对于拆迁户,要给予足够的补偿,让他们能够置换到新房。我想,没有人愿意住在基础设施很差的小平房里。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搬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住房面积小,有的只有二三十平米,即使一平米按三四万元补偿,也就100多万元,在市区是买不到房子的,而去郊区,很多人又不情愿,因此,他们宁愿留在老房子里。这些需要政策制定者好好考虑。再举个例子,北京大羊毛胡同,一棵大树挡在马路中间,成为交通瓶颈。如果这是有历史、需要保护的名贵树种,我认为,可以采用挪移技术挪到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就更应该挪走。保护有很多方法,原址保护并不是唯一方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再比如,现在许多城市是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规划建设的,那时候,城市没有这么多的机动车,也没有这么多人口,所以,人行道很宽,机动车道较窄。现在情况变了,无论是城市人口数量,还是机动车数量,都出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为此,一些城市做出了调整。像沈阳市,通过调整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的比例,将现有人车混行道分为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改善了道路环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常常说要与时俱进,请问,道路要不要与时俱进,城市要不要与时俱进?
   另外,很多城市都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老旧小区,不仅楼体表面越来越破旧,而且无物业、无绿化,小区居民曾经的优越感消失殆尽,完全没了“幸福感”、“安全感”。最近,在路过劲松路一带老旧小区时,我发现,一层楼房的门市房关掉了,建起了花坛,楼体正在增加保暖层,楼顶正在增加防晒层。这样的改造一定是政府做的。实际上,给这些不具备保暖、防晒的老式楼房进行基础设施改造,也是政府应该做的。我很赞成这样的举措,不仅节约了能源,还会使城市更美观。
   当我们家里有一个小院时,我们一定会把它整理得像屋里一样干净、漂亮。那么,对于区长、市长而言,是不是应该不断采取措施美化这种小环境呢?至于资金方面,我想,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筹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投入。
   垃圾处理也一样。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非常有名。政府对于老百姓每天丢哪些垃圾,都有明确规定。这甚至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哪天允许丢鱼刺、鱼骨头,老百姓那一天才能吃鱼。这样的管理培养了日本的市民素质,凸显了城市管理水平。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等国家的先进经验,而不是仅仅将垃圾箱简单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只在这一类的硬件上投入,不给市民一定的培训,垃圾分类是达不到预想效果的。另外,很多垃圾箱在设计上很不人性化。由于箱口设计太小,人们丢垃圾时常常掉到外面。结果,垃圾箱周围变成了垃圾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难道不值得相关部门反思吗?
为了缓解交通拥挤,政府大力提倡公交出行。可是,看看公交车站站牌,北京市只有长安街沿线公交车站牌比较像样,很多地方的站牌就是一根生锈的大铁棍,上面用铁丝绑着站牌。这漂亮吗?!我不知道城市的管理者对此作何感想?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质量的关键

  《城市化》:您如何看待当下亟高的房价与城市化质量的关系?

  杨海浩:在质量方面,亟高的房价、飞涨的房租导致住房矛盾不断激化,“蚁族”、“蜗居”问题层出不穷,此外,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半城市化”问题,都表明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化状态。拿房价来说,近年来,大城市房价飞涨,夹心层越来越多,大学生淤积,住房矛盾不断激化,城市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变成了“伪幸福”。北京长安街很光鲜,建筑很漂亮,但天安门正东10公里外的南二环、南三环是什么样呢?由于这里的房租较低,成为流动人口密集居住区、棚户区,住房等硬件设施不尽如人意。实际上,这是北京房租持续攀升的结果。
    以三环内劲松地区为例,一个普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老式楼房,单间租金要3000元/月,稍微好一点的要3500元/月,60平方米的小套间要4000—4500元/月。若是公寓式楼房,单间月租金至少要五六千元,套间要上万元。这样的租金,普通打工族能住得起吗?住不起,他们又到哪里去住呢?答案是地下室。北京很多楼房的地下室充斥了外来打工人员。近来,房租的持续攀升迫使许多白领也住到了地下室里。据我所知,地下室单间一月的租金要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这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住不起的。他们至少要到南三环、南四环才能找到他们能租得起的房子。可想而知他们的居住感受!幸福感从何而来?

  《城市化》:对于农民工,您的看法是什么?

  杨海浩:讲到农民工,实际上这是我国城市化中的一个大问题。我注意到,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根据城市化委员会以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这说明,我国有差不多两亿的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还没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待遇。有专家将这一现象叫做“半城市化”。这个问题很现实,也很严重。
  应该说,二元户籍制度给两亿多农民工带来了不公平,也给许多外地城镇户籍人口带来了不公平。拿我来说,在北京居住10多年,交税也10多年了,而且每年交税额度还不小,但我还不是北京市民。尽管我可以去申请北京市工作居留证,但它不是户口,连准户口都不是。再看看农民工,由于他们没有户口,也没有稳定就业,这不仅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问题,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问题。比如,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卖菜的小商小贩与城管打游击。白天,城管上班,小贩躲起来。一到下午五点,城管下班以后,一些大街小巷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小摊贩挤占,无牌照三轮车、摩的横冲直撞……由这些黑车造成的事故伤害也在逐渐增多。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道路环境下,城市的光鲜能给生活带来幸福感吗?

  《城市化》:您认为当下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杨海浩:说到底,提高城市化的质一定要解决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问题,让他们定居、安居、有工作、劳有所得。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我认为,突破二元户籍制度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给进城农民市民待遇,应该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统筹规划予以解决,而且越快解决越 好。

  《城市化》:今天,您从城市交通、道路、站牌、老旧小区改造、清除小广告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城市细节的重要性,以及与城市化质量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市化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请您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杨海浩:我们不但要关注城市化发展的量,更要关注城市化发展的质,因为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城市要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不但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完善细节,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抓紧配套建设。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真正越来越美好,人民才会越来越感到幸福。

    《城市化》:本期《茶话》栏目,杨海浩总裁结合近期发生的公共事件,从多个方面纵论了城市肌体健康的重要性,也让我们迫切感觉到了城市化质量亟待提高的迫切性。非常感谢杨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茶话》栏目!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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