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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2第十、十一合刊 >> 资中筠:从希特勒和法西斯谈启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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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构: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承办机构: 马奈草地国际俱乐部,北京诚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主讲人: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深学者
主持人: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时  间: 2012-09-08
地  点:马奈草地国际俱乐部

  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内想重新好好研究一下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起因和后果是怎么回事,因为它还有现实意义。现代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以后的产物,跟过去皇朝专制有共同点,但是有区别的。

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出生卑微,野心非常大,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他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经历过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层老百姓的需要,但决不认为自己是他们中间一分子。他认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攻于心计,擅于利用时机,不择手段,敢于冒险。他有非常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中的煽动性很大,他最高的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德国,深信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
  除了极端种族主义这一点之外,纳粹思想的几个特点具有普遍意义:第一,完全抹煞个体,一切服从国家的需要,国家至上;第二,反对议会民主,深刻批判它的弱点;第三,厌弃法治,认为法律很讨厌,他自己就是法律。他的基本观念是蔑视法治的。第四,相信宣传的力量。他认为德国军队是最优秀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打败,不是仗打的不好,是被宣传搞垮的。一方面是敌国的宣传,另一方面是国内所谓“叛徒”瓦解士气的宣传——指战争后期打不下去而主张议和。另外他认为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他说对他们不要讲逻辑,那些道理是给知识分子听的,民众要的是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的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因此纳粹党的宣传部是非常强大的,我们都知道戈培尔。第五,团结群众不能用爱,而必须用仇恨。各个群体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团结不起来,给他们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就能产生凝聚力,把各种人的一切苦难根源都归罪于这个敌人,那么他树的这个共同敌人就是犹太人!这是很有效的。第六,在国际关系里,从来不相信通过贸易、和平竞争能够使德国繁荣富强起来,而相信暴力和战争。希特勒提出有名的“生存空间”说,赤裸裸地提倡德国人向外扩张,夺取所谓“生存空间”。他认为殖民地已经被英、法等国瓜分完了,非洲不值得争,要在欧洲扩张。他想要的是斯拉夫人的土地,早就看上俄国的大片领土,认为俄国人占这么大的地方不公平,德国人应该把优秀的种族传播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打俄国是蓄谋已久的。
  概括说起来的话,纳粹的法西斯主义就是顶层一个被神化的领袖,高度集权,理论上两根柱子: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也可称国家主义;另外一个是民粹主义——仇富、排外,这是动员底层百姓的两大法宝。

希特勒上台的经过
  在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上去的,这是误区。纳粹能得势,的确是靠前面讲的煽动,曾取得大批群众拥护,但是希特勒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靠阴谋诡计一点点把权力夺过来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败涂地,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胜国进行高额赔偿,经济枯竭,马克贬值,民不聊生,而且民族感情上受了很大的屈辱,跟战前一段时期的繁荣昌盛呈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以优秀的日尔曼民族要复兴为口号,一定能赢得广大人心,这是纳粹得势的基本条件。
  希特勒在1922年成立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纲的要点是德意志民族统一和恢复领土;全面反对犹太人;集权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提出生存空间,保持纯粹人种的德意志国家;否定凡尔赛条约,不再付赔款利息等等,还有维护工人利益,打击财团。最后一点很得人心,但是从来没有实现。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啤酒馆造反。他的“冲锋队”是失业工人、流氓、小偷、无业游民,对前途渺茫的失学青年组成的乌合之众,就是他的打手。他利用这群打手,在德国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在啤酒店做演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作为人质,要他公开声明同意纳粹的主张。但最后他失败了,被抓去坐牢。他在狱中找人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总结了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思想,决定放弃武装暴动,靠在现有制度下博弈夺取政权。
  出狱以后,希特勒威望更高,他就用上面讲的纳粹党的口号到处去煽动群众,特别是提出要让大家有面包和工作,为纳粹党赢得了很多选票。他一方面表现出同情工人,反对财团,但是私下里跟非犹太人财团的老板去会谈,许诺了他们很多好处,所以他两边都讨好,财团给钱,工会有群众,逐渐壮大势力,成为议会中的大党。
   他还用各种谎言和威逼利诱达到他的目的,利用了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玩弄议会规则,用各种手段把对手一个一个搞下去。“国会纵火案”栽赃共产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又通过各种绑架、暗杀、打砸抢等等,造成国家危机状态,然后利用《宪法》的一个条款:危机时候可以解散国会重新改选。在短短几年中搞了四次这种花样,最后一次适逢兴登堡总统去世,他篡改遗嘱,夺取了总统的位子,从此自封为“元首”。

希特勒的纳粹统治
  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过《纽伦堡法》,正式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以后对他们迫害逐步升级,直到种族灭绝,这是德国纳粹的“特色”。以下讲几点有普遍性的:
  第一,焚书坑儒。把过去许多优秀作品,主要是犹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书籍,都从图书馆以及人家中搜出来烧掉,敢不交的,一经查出就治罪;“坑儒”是就采取各种办法,清洗和改造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他的“帝国宣传部”权力大无边,对出版、新闻严格管制,把本来存在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行业协会等等全部由纳粹党掌控起来。
   第二,教育清洗。从小学中学开始党化教育,灌输一个信仰、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原来高校校长是教授委员会选的,现改由政府任命,对教授进行甄别改造,主管教育的头头自豪地说,在自己努力之下,学校不再是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而是忠于元首的政事机构。在正规学校之外,成立各种特殊的青年培训学校和党校,强化思想训练,而且还要求体魄强健,进行斯巴达式的军事训练。从小学生开始,各种年龄段的青、少年都组织在某种组织中。造成广大青少年不听家长的,而是听组织的。
   第三,破坏法制。改造法院,成立“人民法院”,改变法官的成分,减少专业法官,从纳粹党和军队内派人。对个案的审判,他随时可以干预。同时操纵议会制定和废除法律。但是这还是在法内,终究还要走程序,碍手碍脚。于是在法外成立“秘密警察办公室”,其缩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盖世太保”,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抓人,又发明集中营,可以不经过审判把人无限期关起来,强制劳动,过非人的生活。
   第四,控制和发展经济。任何统治没有财力的支撑是不行的。纳粹德国最初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没收大批犹太人的财产,银行、企业,这笔财富是很可观的;二是非犹太人的财团给他的资助。用这些“原始积累”购置设备,发展工业,重点发展军事工业,逐步解决失业问题。搞铁饭碗,压低工人工资,工人一旦被雇佣,就永远不能再换工作,工会完全归入纳粹党的领导下,工人不能再搞请愿罢工之类,同时废除原来的福利制度,把工人的娱乐生活也统一起来,完全由组织安排统一的休假、旅游。工人一般也还接受,因为勉强温饱总比失业好。
  第五,剥夺了地方自治权,地方官都由纳粹党指派(原来德国的各州是高度自治的),实现中央集权。
  第六,拉拢少壮派青年军官。老一代军人一般看不上他的作风,还有原来的传统和原则。而年轻军官在和平时期要上升是比较慢的。希特勒的民族复兴的口号和战争计划正好满足他们的野心。争取军人的支持,对他当然很重要。
1936年他办了一个奥运会,对内把德国人的荣誉感调动起来,对外欺骗国际,造成他是要和平的假象。在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发动战争了。

法西斯专政的特点
   我还想着重讲一下法西斯统治跟过去的皇权专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就是政教合一,人身与精神控制高度结合。过去的皇帝不出思想,不兼做哲学家。康德对腓德烈大帝说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学家,二者互不干涉。即使在中国皇朝专制时代,钳制言论、兴文字狱,但是价值体系是由读书人来支撑的,是否符合圣人之教,解释权威在硕学大儒,不是当朝皇帝。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求神拜佛皇帝不管;欧洲原来有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天主教,而纳粹就是以元首的思想取代宗教信仰。希特勒绝不会放过教会。先撤换教区主教,用纳粹党的牧师传道,以后成立国家的教会委员会,把所有宗教统一起来。最后《我的奋斗》就代替了《圣经》,放在神坛上。而且家家必备。君主是不管人的灵魂的。信仰上帝的人把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上帝不可能介入到日常生活,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时候,教皇、红衣主教的权力很大,但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纳粹的统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组织力量非常强,元首绝对权威,每一件事都一呼百诺,个人从灵魂到日常生活都在组织之中,这是法西斯统治的特点。

启蒙的意义
   领袖之所以成为神,靠的是有大众对他的膜拜,如果没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很可能成为法西斯的土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发展,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判断是非的传统风气,就很容易跟风。特别是在对自己处境不满意,社会矛盾突出时,如果有人登高一呼,说我们的苦难都是由某人或某一类人造成的,跟着我打倒他,就可以得救,大家就很可能把他当做救世主,盲目追随,做出丧失理性的行为。跟风这个劣根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人都有怯懦的一面,明明知道不对但不敢站起来反对,这个怯懦很可能转化成残忍,杀人放火都可能去做。因此,启蒙教育就是与愚民宣传相对立,要让每一个公民发展独立的人格,培养自由的精神,加强理性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才不至于成为法西斯野心家的群众基础。希特勒当年依靠的两大支柱: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现在还有现实的危险。

沙龙现场互动
  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资先生是我们的老学长,我特别赞成她说的。我的祖父祖母大字不识,但他们会告诉你做人应该怎么样!我们这一代人最缺乏的就是道德观念,即使到今天光讲素质和能力是不够的,素质之外还要讲气质,能力之外要讲修养,能力修养和道德修养。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旨在培养专业人士。启蒙其实在教育中间,最近我和学生们常讨论的是,当普通民众被盲目煽动起来后是十分恐怖的,也是让人很担心的。
   资先生讲到法西斯和希特勒,我想从建筑史的角度谈谈法西斯的建筑风格。希特勒或者法西斯喜欢什么样的建筑?在形式上,意大利的法西斯建筑很注重对称的布局,强调有对称的轴线。它追求古典主义,这个古典主义并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那样明朗,显得非常冷漠。从风格上,法西斯的建筑是简化的古典形式,希特勒广场阅兵的建筑肃杀、冷漠、夸张。希特勒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想建一个类似古代罗马的建筑,要容纳15万人的规模,他喜欢罗马,因为罗马是帝国。他的美术作品非常建筑化,他的水彩画连现在很多学建筑的人都画不过他。我们不去追究他年轻时绘画到底怎么样,他经常在夜晚把民工召集起来开会,探照灯照的光柱,是他要营造的气氛。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表达对资先生的敬意,作为一位女性,如此优雅、敏锐,关注到当代紧迫的现实,是特别值得人敬佩的。我有两点启发:第一,用历史关照现实。历史的形成有一定的土壤,恰恰需要我们这一代去慢慢修理。之前我们总把希特勒看作历史的肿瘤,认为他是一个怪胎,可以割除,实际上将他放到那个时代就不难发现,希特勒有生长的土壤,有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又有政治环境,还有那个时代德国的现实。我们的文革也不是群众突然迷信了、变傻了,它是在一种制度和环境下诞生的,是在一个领袖一个信仰下的必然产物。第二,一定要回规到常识。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在探讨历史的生成,但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常识性的理解,而是在支言片语里想当然地进行判断。我们需要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追究,而不是作为既成的概念。如果缺乏历史的经历,又没有一种溯源性,知识分子就很难保证有独立的思想,永远是在人云亦云。

  张幼云(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总体来说我是比较乐观的人,但是谈到现在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我就不那么乐观了!您讲到法西斯和启蒙的重要性,如何进行启蒙?我觉得启蒙就是要扫除愚昧,从个人层面要扫除愚昧,从国家层面也要扫除愚昧。从您那里我能听到真正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的心声,我们如何真正推动这样的启蒙工作?正如你在香港说的,我们的教育再不改革,我们的民族都会退化!

    王忠明(北京著名名家大讲堂发起人):您内心想的问题如此深重!知识分子是敢于对权利说“不”的人,您就是其中一位。您谈到希特勒时,我就在想:我们人类是否已经智慧到能够完全避免希特勒的悲剧呢?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永远跟希特勒告别呢?这种动乱的因素是永远尾随着我们人类行进的吗?这些问题让我们不断去反思,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去面向未来。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我关注“启蒙”始于2005年,当时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全国各高校来的30—90位研究生,在与他们交流时,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慢慢地我发现我的学生们生活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中,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说话,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害怕。这种状态让他们没有办法健康思考,更不要说创新。从此我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为了理解“启蒙”,我读了很多书。普世价值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一直在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觉得那种普世价值是生长在希特勒的土壤中,但正是靠普世价值,德国在二战后经济很快恢复。关于道德底线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土壤,离开了宗教,他们的社会依然健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垮下来。这种思考,让我自己害怕,因为我有一个很沉重的发现,我们今天已经关上了所有通向文明的大门!可是我们还需要有未来。当然我又有更伟大的发现,历史从来就不是大多数人来决定的,历史是由少数人改变的。今天中国社会让我感觉自信的是,还有像您这样忧国忧民的人,还有来参加沙龙的学生代表! 

  宋俊岭(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这次的城市思想者沙龙是在芒福德的高度上来阐述历史,非常成功,我从中受到鼓舞。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理性城镇化从启蒙开始”,我认为启蒙是时代的主题,今天有诸多问题,其做法、观念、说法是违背常识的。启蒙说白了就是普及常识,当年美国也是这么问,第一次思想大崛起也有一个启蒙过程。红歌被打破,我们躲过一劫,您能把这个思想提到沙龙上来太好了!启蒙的任务就是普及常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普及各种实事求是的真理和常识。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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