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人开始“喜新厌旧”。近代革新先驱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道：“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自那时起，城市也有了新旧之分。其后，来自西方的新城理论，更是给了“新城”一个明确而合法的身份。新城在发达国家兴盛了大半个世纪后，其“火种”近来也传至中国，搭中国快速城市化之快车，新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发展势头之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让世界为之瞠目。中国新城，让人惊叹，让人激动，也让人不解，让人担忧。

一哄而上 遍地开花

    从20世纪初至今的100多年里，回顾世界各国的新城建设实践，新城多是大城市的产物。但在中国，新城开发却存在“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干劲十足，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也不甘示弱；不仅少数一、二线城市在大批造城，众多的三四线城市也在积极建设；而围绕着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各地更是一哄而上建新城。可以说，中国新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为快速推进城市化及应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城市问题，目前一些区域及大城市在大批量地建设新城。例如，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在城市总体规划中，都规划了11座新城；广州则规划建设珠江新城、南部新城、白云新城、番禺新城、南沙新城等7座新城；杭州市规划建设钱江新城、临平新城等20多座新城；南京规划建设11座新城；武汉规划建设6座新城；沈阳经济区借着上升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契机，在总体规划中预布局33座新城和新市镇；西安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及西咸新区的规划建设，也将规划建设7座新城……这些大城市或区域规划的新城有的发展较好，有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天津的京津新城就被认为是典型的“空城”；北京重点建设的三座新城（亦庄新城、通州新城、顺义新城），发展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但是总体而言，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解决城市病、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而谨慎、科学地建设新城，是值得肯定的，是城市发展进步的表现。但是一些中小城市出于对用地扩张的渴望和对政绩工程的追逐，不顾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发展需求，甚至不顾投资回报风险和财政偿债能力，而大规模举债盲目上马新城项目的做法就需要批判。例如，陕西省扶风县是全省挂名的“财政穷县”，全县历年拖欠教师工资1000多万元，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入不敷出的穷县，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违规征地1000多亩，投资近2亿元，建设了2.88平方公里的新区 。江西省丰城市（县级市）为建新城区非法征地、损毁国家级商品粮基地耕地近万亩 。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多万元，却也要计划斥资61亿元建设新城，但其结果只能是留下半拉子“烂尾城”。

    其实，建设新城不是问题，问题是当地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否需要建设新城。如果是发展需要，一个城市建设10座新城不算多；如果不是发展需要，那么建设一座也是浪费。其实，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建设新城是值得肯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和地区的发展都必须要建设新城。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到底需不需建新城、要建多少新城，关键要看是否与当地经济和人口发展相适应，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承载，是否有相应规模的产业作支撑。如果资源和环境不足以承载，新城将难以持续发展；如果产业不足以支撑，新城发展就会不健康；如果非要强制将农民“轰”进新城，那只会增加新城的不稳定因素。

案例链接：

内蒙古清水河县：欲斥资61亿的新城，十年后只留“烂尾城”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对于新城而言是“决策容易建设难”。新城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怎样融资向来是新城开发的主要难题。新城融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怎样融资，开发主体均需要拥有较强的资金筹措和还债能力，同时还需具备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不然一旦经营过程出现失误，要么政府债台高筑，要么新城会成为半拉子的“烂尾城”。

    清水河县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最南边一个贫困县，为了改变旧县城较差的形象，于1998年决定建新城，2003年开始建设。县城新区距离母城26公里，占地5平方公里，原计划花费61亿元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几年过去了，清水河县党政综合办公大楼以及财政局、税务局、法院、第一高中等单位的办公楼早就盖好，但至今一直没有人进驻新区办公。除此之外，新区还有八座没有建成的“烂尾楼”，有的盖起来一半，有的只打了地基。至今未完工的清水河县新城区像一个纪念性遗址，定格在2008年停工时的状态。周边未成型的建筑已成为鸟类栖息地，被人戏称为“鸟巢”。 据初步统计，新城建设花费了上亿元投资。

贪大求广 脱离需求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对国内的“造城运动”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近几年全国正在掀起一股“大规划”的风潮，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摊子铺得很大，各项设施缺乏严格的占地标准，以致乱占土地，各式各样的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等也均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新城建设与实际需求严重脱离。

规划面积大

    新城的“大规划”首先体现在规划面积大上。根据2001到2008年的研究统计，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比城市人口扩张的速度要快一倍左右。很多新城规划面积动辄上百平方公里，人口规划规模常常超过老城区。例如，郑州自1928年初设市以来，经过解放前20多年的发展及解放后60多年的建设，其老城区面积也不过130多平方公里，但是新规划的郑东新区面积却达150平方公里，高新新城（在原高新区基础上扩大）面积也达66平方公里，要在短短的10～20年时间内建成的新城区规模，竟然超过经过80多年发展才形成的城市规模，其手笔不可谓不大。以郑汴一体化概念而设立的郑州新区则包括五区一县，面积达1840平方公里，是其现有建成区的近6倍；如果再加上开封新区，整个郑汴新区面积达2127平方公里，而作为国家级新区的上海浦东新区面积也不过1200多平方公里，但郑汴新区无论是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上还是经济地位、发展潜力上，都无法比肩上海浦东新区，如此大规模的新区，依靠什么支撑其建设和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国，还有很多新城规划面积也动辄上百乃至数百平方公里。大规模的造城可以体现决策者的大手笔，但当地资源是否能支持如此大规模的新城（区）发展就需要认真考虑，否则规模大带来的不一定是大发展，而很可能是大麻烦和大问题。

投资规模大

    新城建设投资，是指新城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所有的资金投入情况，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办公楼、商业设施、住宅等各项投入内容。当前我国新城建设手笔恢弘，开发建设投入动辄以千亿计。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总投资在千亿元以上的新城就有数十个。如北京门头沟新城投资1000亿元；郑东新区计划投资2000亿元；深圳大运新城投资1800亿元；辽宁省辽阳市拟建河东新城，设想投资6000亿元。就连财政收入只有3200万元的内蒙古清水河县也想斥资60亿建新城。相较于规模巨大的投资来讲，当地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则少的可怜，如北京的门头沟区2010年GDP仅85.9亿元，财政收入10.7亿元；郑州市在准备建设郑东新区时的年财政收入也不过50多亿元，用于市政建设的预算只有6亿元左右……。当然，上述投资并不完全是政府投资，而且政府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但是，不管是谁的投资，如果投入巨资而不能发挥正常的效益，都将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如在本文中我们多次提到的康巴什新城、京津新城等，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设计尺度大

    设计尺度大首先体现在“广场面积”大上。被称为“四菜一汤” 的大广场在很多新城都有，而且许多广场尺度大到了不恰当的程度。如扬州广陵新城市民广场占地6.7公顷，徐州新城市民广场占地4公顷，北京大兴新城中央广场占地约16.2公顷，广州珠江新城中央广场占地更达73公顷等。虽然关于广场面积究竟要建设大，目前尚无定论，但早在2004年，为了遏制各地建设大广场的风气，原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建规〔2004〕29号）》，要求“各地建设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的规模，原则上，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1公顷，中等城市不得超过2公顷，大城市不得超过3公顷，人口规模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不得超过5公顷”。以此标准来看，上述例子均明显偏大。从科学和审美角度来看，广场的尺寸大小一般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考虑“人”的需要，尤其是考虑人的视觉感受和步行需要，过大的广场不仅给人以空旷的感觉，而且不方便居民使用；二是考虑城市的人口和功能发展需要，作为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建设大广场一般是出于实际需求，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重要集会的场所，同时，它还是大国的象征，因此它的建设面积大（44公顷）有其特殊性，而广州珠江新城中央广场面积超过天安门广场，显然已经与其城市合理需求不相符合；三是考虑城市周边建筑高度，如现代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认为，“室外围合空间的墙高与空间地面宽度之比为1:2～1:3感觉最为舒适”，而100多年前的奥地利城市设计大师卡米诺西特则在总结欧洲广场建设经验时，认为广场宽度的尺寸最小应等于他周边主要建筑高度，最大不超过周边主要建筑高度的两倍 。过宽的广场尺寸，不仅浪费土地、投资等，更重要的是没有围合感，使广场给人以空旷的感觉，而且不利于广场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其社交、休闲、娱乐等功能。事实上，“大”除了看上去气势恢宏以外，并不意味着广场有活力。例如，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面积不到5000平方米，但却被认为是最有活力、最受欢迎的广场之一。因此，无论从整体效益还是从便民的角度，耗巨资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建设华而不实的大广场，不如在城市中较为均衡的建设多个规模适中、富有活力的中小型广场，这样更利于城市居民方便地享受到公共空间。

设计尺度大还体现在“道路宽度”大上

    目前在多数新城中很难见到安静的蜿蜒小径、富有生活气息的胡同、树荫覆盖的幽径，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大马路。而为了遏制各地建设大马路的问题，在建规〔2004〕29号通知中明确提出：“城市主要干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40米，中等城市不得超过55米，大城市不得超过70米；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干道确需超过70米的，应当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专项说明。”但很多新城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如总人口约80万的广东高要市，其规划建设的江滨新城主干道宽度达60米；规划人口95万的昆明呈贡新区主轴主干道宽80米；深圳体育新城主干道最窄处为44米，最宽的深惠大道宽达120米，而人口接近2000万的北京市，其长安街最宽处也就120米；就连非农业人口只有36万的江西丰城市，其新城的主干道也达100米；山东省枣庄市枣庄新城区于2004年10月建设的光明大道宽达102米，但在这条超宽的大道上经常是看不到一辆汽车通行，因为新区是政府行政办公中心，因此光明大道被当地群众称为“政府上班大道”。以上案例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现在很多新城在道路设计方面着实体现了“小城市的规模，大都市的规格”。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道路宽阔能为方便通道、减少堵塞，因此，建大马路没什么不好。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宽马路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相反还会对行人通行造成不便、增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等。相较于中国的大马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道路多改为“窄而密”的模式，大力发展单选线，力求不以道路的宽度，而是以其密度取胜。事实证明，“窄而密”的模式更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更方便人们出行。

    面对以上各式各样的“大”，我们不禁想起了拿破仑帝政时代，当时的拿破仑欲把巴黎建成他和他的法兰西军队的功德碑，他认为一切妨碍实施“宏伟构想”的旧建筑都应该推倒，提出了拓宽马路建设林荫大道的创造性设想，还要修建大广场和大纪念碑，而对城市卫生、安全、居民需求之类的基础设施，他基本都不感兴趣。200多年过去了，城市建设已今非昔比，现在我们讲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此我们要提醒决策者们思考：建设新城时有没有真w正考虑居民的需求？区域的发展能否支撑起新城的ww人口规模？城新的人口规模需要配建这样的大马路和大广场吗？……

盲目求高 好高骛远

    新城的“盲目求高，好高骛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部分新城对“超高建筑”兴趣浓厚。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香港的楼房可谓鳞次栉比、摩肩接踵，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就能建起一座让人仰断脖子都看不到顶的高楼。如今这一幕正在内地许多土地并非很紧张的新城中上演。据媒体报道，当今中国在建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与此同时，还有300多座摩天大楼正在酝酿中，如果一切顺利，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可能会超过800座，是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如广州珠江新城已建成的“西塔”高达432米，为全市最高，508米高的“东塔”也将开建；厦门集美新城已开建262米的福建第一高楼；北京通州新城在楼市高涨的背景下原计划建设500多米的北京第一高楼，后来在楼市调控降温后改为300米，最近的规划中高楼进一步缩水到了200米，“第一”二字已不再提起。

    尽管摩天大楼在节约土地资源和打造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而且它对投资、旅游和商贸活动的吸引力远非普通建筑可比，但建筑专家指出，楼高一旦超过60米，建设、运营成本将大幅提高，而且存在的隐患和风险也随之加大，如我们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摩天大楼火灾救援问题、高层摇动问题，还有不环保、不低碳、投资成本高等问题。与此同时，摩天大楼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很大的压抑感，不利于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说超高楼在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舒适性等方面与普通大楼相比都不具有优势。超高楼有如此多的弊端，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旧城和新城——无论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对“超高楼”趋之若鹜呢？ 我们想，也许是追求地标性建筑和虚荣心理作祟吧！

    其实，高楼大厦虽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楼越多，城市就越发达、越现代化。目前欧洲的很多国家在摩天大楼的建造方面就保持了克制与理性，他们的大部分建筑都保持在五层以下，新建筑没有强调向高空发展，而是着重改进它的内部布局，使其更现代化和智能化。例如，在英国，凡有摩天大楼项目要立项的时候，都需作为特殊建筑召开市民论证会议，会议甚至需要首相一级的官员参加。这一做法值得中国学习。

    在发展定位和目标上好高骛远。据媒体统计，在我国657个城市中，竞有183个城市宣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新城则是实现这些梦想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国内200多个新城中就有30多个新城提出以CBD为定位，或在新城内建设CBD，有的甚至要在一个城市内同时规划多个CBD。例如，杭州市的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两座新城的定位都是要建成杭州未来的CBD；郑东新区也规划建设CBD和CBD副中心；重庆市在建的5个新城中有4个提出建CBD；广州市6个新城有3个提出建CBD；南京3个新城全部有CBD。CBD似乎有成为新城标准配置的趋势。面对如此之多的CBD，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吗？在一哄而上建设新城和CBD的时候，决策者有必要把什么是CBD、具备什么条件才有必要建CBD等问题搞清楚。

    CBD，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英文缩写，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文一般译为中央商务区或商务中心区。它集中了大量跨国公司、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商务办公、酒店、公寓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是适应工业社会人们需要就近办理商务、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CBD发展的规律，一个城市要成功建设CBD，一般取决于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自身基础条件优良，包括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设施条件等，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国际大都市均拥有良好的设施条件，处于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核心位置，能聚集各个方面的人才。第二，腹地经济环境和城市本身经济环境良好。一般而言，CBD都需要有广阔、强势的腹地经济作支撑，如纽约曼哈顿靠的是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上海靠的是广阔的长三角及长江流域。第三，具有较强的产业聚集能力，这里的产业聚集能力主要指商务型产业的聚集能力，如金融、国际总部等。第四，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纵观西方国家的中央商务区，它们大多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形成的。如果自身的经济发展繁荣程度不够，没有足够的产业做支撑，CBD建设很容易会后续资金难以到位，或被中途改建为其它用途，如广州珠江新城CBD就有“中心居住区”之嫌。退一步进，就算有足够的资金，并建成了CBD，但如果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产业发展规模等根本不足以支撑CBD的发展，到时也很可能会形成“华屋高耸无人住”和“有名无实”的尴尬局面。如，郑东新区建设的CBD，占地面积3.45平方公里，与北京CBD基本相当。其建设方案是由日本规划建筑专家黑川纪章设计的，由内外两组高层建筑组成，其中内环由30栋高为80米的写字楼组成,外环由30栋高为120米的写字楼组成。整个CBD看起来不仅具有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气势，同时显得整齐划一。但就是这样一座规划宏伟的CBD，却遭遇了市场的冷遇——郑州当地具有知名度的企业多数没有参与其中，甚至有人提出：“即使将目前郑州所有的写字楼都搬过去，也填不满那30栋120米高的写字楼。更何况，内环还有30栋80米的写字楼呢？”面对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决策者最后只好把30栋80米高内环建筑改成商住两用楼。

    其实，就像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建设的CBD，很多专家都认为是失败的，更何况一些经济不算发达城市的新城、新区呢？在此要提醒决策者，凡事要量力而行！其实，一个城市没有CBD，也并非意味着经济就一定落后，如德国就没有CBD，德国的柏林、法兰克福等大都市都没有建设CBD，尽管德国没有CBD，但又有谁能说它的经济不发达呢？

布局失调 不利发展

    新城在空间布局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区域空间布局上看，母城与新城不能拉开城市空间格局。由于很多新城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对母城的单向依附关系较强，起不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作用。如北京共有11个新城，其中“十一五”时期重点建设通州、顺义、亦庄3个新城，这些新城都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的多中心布局的主要中心功能承载区。但五年过去了，不要说11个新城仍然是卫星城的状态，这3个重点新城也没有显出任何“重点”的样子。通州“有城无业”，亦庄“有业无城”，顺义“业强城弱”，更有其他一些新城“业城俱弱”。北京的城市功能和人口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是名副其实的多中心叠加区，包括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金融中心、商务中心……各种“中心”几乎都集中在北京的五环之内。在城市功能早已超负荷的情况下，又投资数千亿把奥体中心及大量奥运场馆等设施放在了中心城区。与中心城区功能过重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新城却因缺乏足够的设施、不能承担更多城市功能而致使人气不足，至今仍不得不严重依附于中心区。

    二是新城内部空间布局不紧凑，整体效率不高。出于改善老城区较为恶劣的人居环境的目的，很多新城在规划建设之初就提出了要建设“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的目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误解了“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为低密度、分散式的空间布局形态就是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其实宜居、生态等代表先进理念的城市更讲究紧凑发展，因为只有紧凑发展才能使城市真正的低碳和可持续。而在人多地少的我国，新城空间布局应遵循紧凑、节能、节地、降低成本的原则，而不是松散型建设。如北京在2009年6月发布的发改委《关于推进新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新城要严格控制低密度住宅小区建设”。另外，还有不少新城在不合时宜地沿用“雅典宪章”强调的功能分区理念，片面强调分区而忽视功能的混合。其实，过度的功能分区会将具有密切联系的、本应在空间上集中发展的功能人为分割，其结果是导致工作区与生活区分离、生活服务区与住宅区分离，割裂了不同功能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既给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又难以提高整个新城的运营效率。

千城一面 个性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原貌，我国城市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新气象。遗憾的是，在现代化的繁荣表象背后，是城市特色的迅速消褪。在建设过程中，一些本地原有的古建筑、传统风貌街巷被统统拆除，代之以快速路、立交桥、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成为中国城市的真实写照。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在看过中国的城市之后，感慨万千：“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开，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到过上海等其他中国城市，我认为中国的城市正在发展中一步步失去自我。”德国一位历史学家到过北京之后不无痛惜地说：“我们有的，你们一百年后都会有，可是你们有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我们的城市丢掉了太多原本只属于自己的东西，换上了大家都一样、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在，这个问题在老城还没有解决，又开始向新城蔓延。多数新城从“我是谁”（新城定位），到“人生轨迹”（战略规划），到“职业规划”（功能定位），再到“个性培养”（文化定位），甚至“穿着打扮”（形象定位），都以流行趋势为标准进行了模式化的设计。如大马路、大立交、大人工湖、大喷泉、大广场比比皆是，欧陆风情、仿古风格随处可见，互相模仿、抄袭的“拿来主义”挑战着人们审美疲劳的极限。新城的规划似乎已经渐渐走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和创意枯竭的怪圈。一旦有成功案例，全国各地便会出现各类“山寨版”。我们来看一些模仿的“杰作”：

    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由其自身的自然禀赋、社会结构、经济特点、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结合的集中体现。但目前多数新城的规划设计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新城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也没有过多考虑城市性质、规模、布局等，只是一味的模仿、复制，使新城规划更多地停留在特色功能组织的层面。在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如何从城市特色经营出发，把能够体现城市特色的资源进行集聚、整合并加以利用，以独特的魅力在全球城市竞争的舞台上独领风骚，已成为摆在城市决策者案头的一项重要课题。

跑马圈地 浪费严重

    在当前中国城镇经济中，城市规模的扩张已经不再是由产业和人口的扩张来推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运用自己手中的“土地”设定的。当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土地时，企业也借机“铺摊子”。但其结果要么是土地利用率不高，要么是大量耕地被征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大量的农用地被白白浪费。

    目前，全国新城开发建设中除天津、杭州等极少数城市在早期开发区建设时就在荒滩、荒地上选址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占用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耕地。据统计，各类以开发区名义占地中的55%以上是耕地，有的开发区占用耕地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耕地性质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大部分耕地在实际性质用途改变后不能再复垦为耕地。被圈占的耕地，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或其他原因，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得到合理利用，造成大量土地闲置，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如陕西省扶风县违规圈占农民良田1000多亩建设“新区”，由于脱离实际需求及规划不合理等原因，一些肥沃的良田成了荒草地，宽敞的马路成了晒麦场。此外，很多以开发区为依托而建设的新城，由于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招商引资困难，出现了投资商只炒地皮、不投资开发的现象；或是由于企业受市场取向、资金短缺、产业导向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获取土地后，缺乏资金，无力投资建设，造成土地闲置。例如，上世纪90年代，香港太平洋公司看好福建东山岛这块风水宝地，经过考察决定投资300亿元人民币在这座海岛上建设一座具有国际性标志的新城——东山百亿新城。从1992年到2011年，东山百亿新城只建成了一座占地663.87亩、耗资4亿多元人民币的“高级城市社区”。因为资金短缺，二期项目、三期项目根本就无法启动。2011年4月，该社区又被全部拆除，标志着东山百亿新城的彻底夭折。全岛194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整整十年时间中颗粒无收。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伴随着高校扩张，圈地之风更是刮到了高校，很多地方出现了打着“科教兴国”旗号违规大规模圈地，建设科研文教区、大学城的热潮。从2000年开始，全国各地科研文教区建设急剧扩张，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土地闲置问题，被教育专家批评为“圈地怪胎”。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市科教创业区位于花果山下，当地人称之为“大学城”，该区域总面积22平方公里，但在开发初期曾经荒废了四年，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

    以上提到的乱占农地、圈而不发等现象浪费了土地，其实不切实际的盲目建设是更大的浪费。有些地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新城建起来了，但却因为没有真正需求而不得不上演 “空城计”。较为典型的要属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城，它是一座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豪华新城，但因无人居住被称为“空城”。

    新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大规模超前开发的直接后果只能是资源的浪费。而在人多地少的我国，这样的浪费尤其不应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