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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1第十二期 >> 武汉市委常委中心组(扩大)报告会暨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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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在武汉举行的开放城市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樊纲,中科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淡江大学副教授黄瑞茂等四位著名专家学者分别登台,围绕“面向改革开放第二个三十年”这一主题,纵论开放城市战略,建言武汉未来发展。这场开放城市论坛,也为武汉市委常委中心组(扩大)报告会暨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画上了圆满句号。

  30日上午,龙永图一行前往武汉美术馆参观武汉设计成就展。展馆内,一幅幅经典工程图片、一座座杰出工程模型,展示了“百年武汉”、“实力武汉”、“魅力武汉”、“艺术城市”和“设计之城”的魅力。参观完毕后,武汉市长唐良智在江城明珠豪生大酒店会见了龙永图一行。 唐良智首先向龙永图介绍了武汉市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近些年来武汉所取得的成绩。他说,100年前武汉是当时中国的商业重镇和新民主义革命发源地。100年后,回归“国家中心城市”,重拾昔日光荣的目标,力争让武汉成为中国的工业设计之都,已明确写入武汉发展的下一个五年计划。龙永图表示,武汉不管是从武汉设计人才、设计机构,还是桥梁设计和其他建设方面都处于全国龙头地位,不愧为全球最具潜力的设计之城。

  论坛举行前,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会见了龙永图一行。武汉市委常委中心组成员及各区、市直各部委办局、大型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成员参加了报告会。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毅主持报告会。 

  论坛上,龙永图表示,一个城市若想成为国际大都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特大中心城市,其次,具有高度的国际化水平。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目前在东西南北区域已形成了具有引领作用的“国际大都会”。如,东部地区的上海,南方的广州和深圳,西部的重庆,以及北方的北京和天津,但中部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都会。在龙永图看来,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既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又有产业优势和便捷交通网络的武汉,最有潜力成为中部地区“国际大都会”。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樊纲就我国快速城市化为大都市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目前全球产业转移仍在继续,包括武汉在内的各个大城市应进行全方位开放,以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发展和壮大自己。在谈及如何抓住产业转移机遇时,他表示,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降低企业的商务成本,大量引进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以及引进为跨国公司做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中科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淡江大学副教授黄瑞茂,分别结合香港和台湾城市发展的经验,对武汉开放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一共举办了21天,设置了16场主题日及6场高峰论坛,名家、美术学院艺术大师、工程设计大师集聚武汉,共同探讨工程设计与艺术城市,为武汉建设“设计之城”、打造“世界工程设计之都”出谋划策。  

龙永图:武汉最有潜力成为中部国际大都会

  很高兴今天参加武汉的开放城市论坛。目前,武汉提出了重新打造武汉,建设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这个目标正好和国际大都会的提法一致。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大都会,就是特大中心城市,加上国际化城市。今天我想结合武汉谈一下中国建设国际大都会的一些肤浅看法。中国为什么要提出建立国际大都会?我想主要是由三个加速决定的。

  首先,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进程加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崛起的速度惊人,不要说外国人感到惊讶,就像我们这些中国人都没有想到。十年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量会从五千亿美元一下跃升到三万多亿美元,更没有想到我们的外汇储备从两千亿美元一下飙升到三万二千亿美元。这样的速度确实惊人,也确实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中国在全球的快速崛起,必然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些特大的国际大都会,以适应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全球地位,特别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所以,我们提出在中国建立国际大都会的问题。

  其次,中国城市化的全面加速。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历史,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出现一些大的城市群和城市圈,而在城市群当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带动整个城市群发展的中心城市。所以,提出在中国建立国际大都会,就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的全面加速,出现了大的城市群、城市圈,而城市群和城市圈当中一定要有带动整个城市群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可能今天在做的各位都很熟悉这样一句话: 21世纪影响人类的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信息革命,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所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不仅仅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加速。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加速,会使得今天建立国际大都会变得越发迫切了?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经济全球化?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动为载体,形成全球范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移。因而,经济全球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创新是动力,跨国公司是载体,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转移是它的实质,所以经济全球化在全球的加速发展,就使得全球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深度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城市集中了全球最优质的资源,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之下,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变成了高端服务业的转移,而高端服务业的积聚正是国际大都会产业结构和产业转移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高端服务业加上高端人才的聚集就成为决定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对建立国际大都会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一个城市要想承接大量高新技术和高端服务业,必须成为国际大都会。

  既然有三大因素促使我们要加快建设国际大都会,建设国际大都会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加速城市化进程有何重大意义呢?在我看来,建设国际大都会主要有三大积极作用。

  目前,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城市正在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所以国际大都会将成为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众所周知,中国幅员辽阔,在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必须得有几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战略支撑点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就是上海。重庆正在成为支撑西部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支撑点。北部地区的北京和天津是这一区域的战略支撑点。广州和深圳无疑是南方的战略支撑点。中部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支撑点是哪一个城市?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武汉。不是说因为我今天在武汉,我就说武汉最有希望。因为从武汉的中心地理位置,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它的产业优势,虽然这几年在全国应该说不是那么突出,但潜力很大。所以武汉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东西南北中中部的全方位开放战略的支撑点。

  第二、大都会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进行资源整合的龙头。当今的欧洲联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统一市场,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欧盟相比,中国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有非常独到的优势,他不需要像欧盟一样,在建立统一市场或资源整合时进行反复讨论、协商。

  中国建立统一市场,进行资源整合最大的阻碍是现行的行政区域划分和财税体制。如果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就比较容易。“相比中部地区其他城市,武汉的设计实力非常突出,有希望成为中部地区统一市场和资源整合的龙头。”

  第三、大都会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外连接国际,对内拉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大都会能促进我们与全球最好的国际大都会进行交流,同时也能提升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如,一说到伦敦,就能让我们想到它的高端金融服务业;提到纽约,就能想到举世闻名的华尔街;说起芝加哥,就能让人想起其强大的制造能力。武汉类似芝加哥,也有希望成为“东方的芝加哥”。

  我们该如何来建设国际大都会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必须依靠强大经济实力,先进产业和透明公平的市场体制。建立国际大都会,开放、透明、公平的经济体制非常重要,同时还必须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也包括与跨国公司旗下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的配套小企业进行合作。一位跨国公司的高管曾说,投资不怕政策不优惠 ,就怕政策不透明。政策不优惠,投资的可能性会只有50%,,政策不透明,投资取消的可能性高达90%。所以,要建立国际大都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对微观上的武汉而言,必须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还必须建立诚信文化,不仅我们的公民要讲诚信,政府和企业更要讲诚信,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种诚信经济。还要大力进行创新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容忍失败,支持创业的氛围。“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其最强大的能力就是它的文化创新能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文化创新上能与美国相抗衡。”

  其次,与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业团体,慈善机构)进行紧密合作。同时,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后,澳大利亚媒体发布的一篇文章提醒中国:同日本相比,中国综合实力和软实力还有相当差距。“只有全面提升我们的实力,尤其是软实力,全世界才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我们的产品,更多新兴国家的父母才会把孩子送到中国来读书。”

  需要注意的是,相比解决我们的城市病,全面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可能会更难一些。城市病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软实力不行。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最后、建立密切化的交通体系,构造全球交通网络。对武汉而言,目前它的陆路交通体系已比较完善,现在最需要加强的是空港建设,一旦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航线,其走向世界的步伐会大大加快,而它成为“东方芝加哥”的梦想也指日可待。

黄瑞茂:武汉设计双年展延伸了创意城市的范围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武汉跟大家做一些有关台北创意城市建设经验的交流。过去我参加了不少有关创意城市的一些讨论,但昨天参观完武汉设计双年展后,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感受。在之前的创意城市讨论里面,设计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它仅限于谈美学上的有关设计,包括物件、美术、艺术,以及建筑。但武汉这次举办的设计双年展非常特别,他展示的设计成果都是一些比较硬的项目,如桥梁、高铁,机电等。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延伸了我们探讨创意城市的范围,值得我们后续再来做一些详细研讨。

  今天我主要想结合武汉谈一下台北创意城市发展的经验。同武汉一样,台北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也一直在转型。过去,台北曾经是世界工厂之一,凭借制造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加速,台北开始逐渐摆脱对制造业的依赖,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和新经济。

  在地形和地貌上,台北和武汉很类似,都是一个盆地,且城市的山与水紧密相连,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区。过去的台北,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随处可见各种加工制造厂。进入21世纪后,它开始了转型。如我刚才介绍的华山酒厂案例,它后来就变成一个艺术中心。

  这个案例看似简单,其实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城市发展转型中过去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房子越盖越大,那未来如何加强它的内涵,如何将创意作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涉及到如何将创意与城市相结合。对一个城市而言,建设创意城市其实是一个行政行为,创意设计人员在里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从一个方案的设计到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它完成之后,整个都市空间的管理。如何让我们的设计成果跟民众使用习惯相协调,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设计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或者跟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可能就会造成大量的物力、人力浪费。

  客观的讲,台北的101大楼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台北市一个最为成功的创意项目。这里不仅聚集了各种先进服务业、信息产业,各种商业也一应俱全。目前它的示范效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回顾101当初的设计建设过程,其实它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人口密集的台北市,建设101这么大体量的一个项目还是比较忌讳的,人们担心他建成后究竟会不会产生预期的效应。如今,在101项目的带动下,台北市的创意产业、会展产业、资讯产业正在慢慢代替传统工业。看完武汉的设计双年展,我才发现,原来它的设计实力竟然如此强大,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设计之城、创意之城。

  最近,我在跟北京、上海、深圳的一些朋友讨论亚洲城市的都市空间时,发现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在城市发展转型过程中,如何引导民众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大家都居住在室内,户外没有去经营,最后都变成商业空间,要花钱才能使用。可是我们看到,过去华人城市里面户外空间却是很大的部分。这其实是居民跟都市空间的一个互动,非常重要。它能让居民增加对城市的感情,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秩序与环境。

  以前我们一提到设计,往往就会联想到挂在墙上的艺术作品。时至今日,我们蓦然发现,设计不仅可以放在家里挂在墙上,它其实可以在城市到处存在。如台北市一个三十年前的旧菜市场,如今变成了一个公共艺术集中展示区。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力发展创意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直面一些挑战,尤其是对台北、武汉这些水系发达城市而言更要注意。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台北和武汉在地形上都属于盆地,气候的剧烈变化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据我所知,前面几年,武汉经常遭到洪水的威胁。同武汉一样,近几年台北也常遭到洪水的侵袭。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后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武汉,还是台北,都应该努力用一些创意来解决城市防洪、排水问题,否者城市被淹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一直以来,台北的地下水网设计都比较注重排水,雨水下来后直接把它排掉。但回过头来看,过去雨水降落到城市后,会在城市中漫流,最后慢慢流到大河。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降水恐怕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只要它不造成太大的灾难,还可能让这个城市保有一些水资源。像台北,雨水在早晨和黄昏的时候能够产生蒸发作用,还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不过,降雨量一旦过大,可能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那在发展创意城市的过程中该如何来防水?我认为可以采用综合治水的方式。首先,要养成保护和防治的观念。客观的讲,水,其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保护的概念,不能把它当着“猛兽”;在保护的同时,我们还应懂得如何来化害为利,让其为我所用。如何让民众养成保护和防治的观念?教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应该从小就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们去了解水,同时加强防灾救灾的教育。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到处水不惊。

  除了加强民众的保护水资源,防患水灾的意识观念培养外,还应加强水土治理和土地管理,尤其是水源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就拿武汉来说,如果上游的水土工作保持做得不好,一旦遭遇恶劣天气,武汉被淹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对身处长江下游武汉而言,要想防患于未然,还得加强绿化建设,做好沿江两岸的植树造林工作,同时构筑大量的绿色社区。

  目前,生态城市建设成为了当前建筑界的一种潮流。“生态城市”作为对传统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城市化运动的反思、扬弃,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与协调,是人类自觉克服“城市病”、从灰色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伟大创新。它在本质上适应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增长模式向经济、社会、生态有机融合的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

  同时,它也体现了城市发展理念中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理性的人本主义的转变,反映出城市发展在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上取得新的突破,使城市发展不仅仅追求物质形态的发展,更追求文化上、精神上的进步,即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发现武汉的城市绿化面积非常高,低碳经济也较为发达,因此它很有潜力成为一座生态城市。

  当然,无论是建设创意城市,还是建设生态城市,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各种问题。以前,台北的很多垃圾焚烧炉烧的不是垃圾,而是煤油和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民众还没有养成垃圾收集的意识。后来,政府通过先免费,后来逐步收费的方式,让民众养成了自觉收集垃圾的习惯。这一方面解决了垃圾焚烧炉的原料问题,另一方面也保护了环境。但这需要时间。武汉同样也可以这样做。

  便捷的交通体系建设也非常重要。为改善近年来汽车增加所带来的交通压力,台北市开始构思发展市区快速道路系统,目前已初步形成为环绕中心市区之环状系统。这大大改善了市民出行环境。目前,武汉陆路交通已非常完善,水路交通体系也非常发达,通过长江可以到达世界上很多国家。这为其未来的大发展、大跨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总之,创意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创意不止存在于产品生产过程当中,还体现在管理的方方面面。这次来武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后,衷心祝贺武汉创意之城能够早日建设成功。

叶嘉安: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

  在香港,经常听到有人说80年代是深圳时代,90年代是上海浦东时代,2000年时有人问将会是那个时代?当时我说的是重庆时代,2010年时有人问我,我觉得可能是武汉时代。其实,武汉的经济早就应该发展起来的。刚才龙部长是从宏观来说的,我是从香港这个案例来说。今天我想通过介绍香港的城市发展经验,以期对武汉未来的城市开放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香港的城市化发展历程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香港的城市发展历程与中国大陆是很相似的,值得大陆研究与借鉴。大体上香港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1949-1960年:经济起步困难时期

  香港,其实就是从渔村发展起来的。从中国大陆解放的1949年到1960年,当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香港的人口不超过100万,195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口跑到香港来,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到了200多万,由于人口增长太快,香港当时也是很穷的。但这些从大陆来的人口给香港带来了好处,如上海等地的人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等。香港当时正处于全球化起步阶段,所以很多跨国公司来香港开工厂或者向香港下订单,如制衣厂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优势就是廉价的人工成本和土地价格。

  50、60年代,当时香港的第一代公屋的面积只有十个平方米,条件很差,厕所是公共厕所,做饭就是在走廊,居住者中有的是从中国大陆“偷渡”过来的。如公屋中有一个楼梯,就是每一个小单元就是一个家庭,一层二层三层,这么脏的环境,估计大陆还没见过像香港这样的公屋。

1960-1970年:经济起飞时期

  经历了50、60年代的发展,香港的电子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收音机等,香港有很多的工厂搞得不错,世界各处的订单纷至沓来,“三来一补”的加工生产模式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这个时期,香港很多地方的房子建设密度已经很高了,也形成了许多的贫民区,大陆叫做“棚户区”。当然香港今天这么发达,也还存在一些“棚户区”,但不是很多。现在香港开发建设了很多的新市镇,或者叫做卫星城。

1970-1980年:世界工厂

  这个时期香港变成了世界工厂,所以当时因为全球经济全球化,生产技术很好、工资便宜,当时到美国等地方买东西都是香港制造Made in Hongkong(现在改成中国制造了Made in China)。

  这是香港制造业的最高峰,但不是世界的制造业平台,主要做的是比较低端的,或者说只是来料加工。当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由于工资升得很快,土地供应比较慢,所以这一时期香港的地租升幅比较快。因为这时香港已经没有50、60年代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如果解决不好就要出问题,许多产业可能就要搬到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等。

1990-2000年:经济转型,亚洲的世界城市

  在1987年的时候,我的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三世界城市》,当时香港就是其中的一篇,当时在外国人眼中,香港就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城市。现在你再把香港叫第三世界城市你相信吗?因此,香港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的。

  在香港产业升级遇到困难的时候,刚好遇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就顺势实现经济转型,把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的大陆,如广东等沿海地区,香港保留的是服务业,我们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香港,金融、市场推广、出口物流。工厂就转到中国大陆,如深圳、东莞等,如上海商人到香港、深圳开厂,香港从一个世界工厂转型到了亚洲的世界城市。

2000-2010年:产业升级

  从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香港面临着经济危机,就是要再次面临转型。主要转移到生产性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等。

  香港今天面临中国大陆的直接竞争,很多海外投资已经可以直接投资上海、北京和武汉了。因此,香港要从前店后厂这个模式转型到其他新的模式。如做旅游城市,目前香港的旅游业很好,每天超过有3000万人的游客,消费力都很强,同时加强物流业、航运业的发展。

  从附图中可以看到,在70-8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最发达时期,当时人均约为800美元,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超过香港70、80年代的水平。我们还可以从图中看到,在2025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持平。

二、香港的主要经验

  当然,香港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我们的经验是怎么样的?路径是怎么走的?可能对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有一定借鉴。

香港的优势:

1、优秀的国际竞争力:香港在世界的竞争力排名一直是很前的。
2、一国两制:司法制度和金融体系。
3、生活环境优良:城市规划与基建配套齐全,公共产品管理效率高。
4、言论自由:是一个政治与言论自由的城市。
5、良好的专业的知识:教育抓得很好。
6、有国际的视野:具有领跑世界的发展视野。
7、廉洁的政府:廉政公署让香港变得廉洁。
8、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城市发展与规划远景有效结合。
9、交通便捷:用轨道交通,把城市各部分连接起来,平衡发展。
10、保护郊区环境资源:对重点区域重点保护,如码头,海滨长廊等。

  以上这些优势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启示?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均收入有不同的生活水平,不同的经济收入代表不同的生活需要。当你达到20000美元的时候与800美元的时候其生活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做城市规划的就是要做好他们的生活规划,如交通拥堵问题。当年香港也经过这个过程,大家都买汽车,香港通过收费等管理办法,解决交通问题。香港在80年代之后,由于经济大发展,市民手中都有钱,大家都在买楼,因此房价飞涨。可见,香港在80年代发生的事情,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出现类似的问题。

  经济发展是有科学规律的。香港的成功在于把经济政策、经济规模、地理优势等有利因素统筹发展。

三、香港面临的挑战

  香港能否保持这个优势?中国的台湾目前已经与大陆实现了小三通,如果今后台湾与大陆全面三通,香港就会面临大的问题了,以前世界是通过香港做跳板,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已经不用经过香港做跳板了。台湾今后也可能不用经过香港做跳板,因此,这是对香港最大的挑战,香港目前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樊 纲:武汉的城市规划应该做大规模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近两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于是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也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低端的做不了,高端的又还不能做,基础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等等,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于是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出现空心化。

  不可否认,目前我们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出现了转移的势头,但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存在。据测算,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当他的农业劳动人口降到占总人口的10%左右,其土地经营才能实现规模化,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到跟农民工基本持平的水平。目前我国半数的人口还属于低收入阶层。

  现阶段我们靠什么来缩小收入差距?主要靠一些福利政策,靠政府支出等等。这显然不行,也不可持续,要想真正缩小收入差距,还必须得靠就业的增长来实现。

  如何保持中国目前的增长势头,使这些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尽快转移出来,这是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中部地区的机遇。很长时间以来外国人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沿海的中国,一个是内陆的中国。沿海地区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后,现在遭遇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能不能把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部地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中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沿江中部地区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如今,包括武汉在内的中部地区迎来了发展的大机遇。

  如何才能抓住这难得机遇?使沿海地区,甚至国际上更多的产业转移到我们中部来,使中部经济社会有大的发展。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城市政策、社会政策,还取决于能不能更好地为前来投资兴业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否降低它们的综合商务成本。不仅仅要让企业发展成本比沿海地区有竞争力,还要比在其他国家有竞争力。只有这样,产业才可能转移中部地区,转移到武汉来。

  据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75%的人口都要走进城市,人们为什么要不断走进城市,实现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城市化导致产业聚集而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城市化的发展会不断促使产业的聚集,经济活动的聚集,从而使得基础设施的成本比较低廉,因而可以发挥基础设施的集约化效益、规模效益。投入同样的钱建基础设施,它能实现经济总量,收入增长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它更有效率。第二、城市化会带动人口的聚集,让人的生活社会化,使服务业可以有大的发展,从而大大增加就业人口。当然这是互相作用的,必须有人的聚集,人们才能社会化。生活越社会化,越能发展服务业,越有人的聚集,什么意思?比如,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人,要到20公里之外才能吃饭,这餐馆一定很贵。只有住得很近,大家经常能够在餐馆吃饭,餐馆才能有规模效益,才能便宜,也就有更多的人在餐馆吃饭。而且各种文化事业等等才能发展起来,单独搞一个剧场,肯定不能产生规模效益。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搞乡镇企业,最后基本上都进行不下去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分散的发展模式、分散的社会生活,导致效率低下,最终让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更有效益,特大城市特有效益。目前,大城市的污染和垃圾处理经常被人诟病。其实,只要我们措施得当,相比那些中小城市,大城市的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而那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由于其比较分散,其实它的污染问题更严重,造成的损害也更严重。也正因此,我个人认为,大城市更清洁、更环保。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搞小城镇,遍地开花地搞城镇化,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洒到各地,都搞城市化,按照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每个镇都要城市化,每个村都要城市化,那就不叫城市化了。城市化一定要有资源和人口的聚集,而且聚集程度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地理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即人均收入到2万美元以上后,80%的人口会聚集到离海不到一百英里,或者六百公里区域之内。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格局。芝加哥靠着五大湖,四面都通海。相比美国,我们中国海岸线较短,而且中国人口高达13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发展。目前,我国沿海产业太密集,成本太高,一定要发展更广的地区。不仅要大力发展中心城市,而且要大力发展一批大城市。地处中部地区交通枢纽,水陆交通体系发达的武汉应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发展潜力非常大。所以,武汉的城市规划应该做大规模。主要是人口规划。尽量吸引武汉周边众多中小城市的人到武汉来工作、娱乐、就医、求学。

  需要注意的是,在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应更多惠及进城农民。目前,大量农民进城工作,甚至成为了推进城市化的主体。但现有的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主要为有户籍的市民服务。而进城农民屡屡遇到就医、子女上学等难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保持城市中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城市留不住农民工,周期性的用工荒就不能避免,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要解决这一难题,可尝试推广“双轨制”。在无法让农民工全面享受城市公共体系服务时,可优先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放宽限制,以解决进城农民燃眉之急。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国际开放的城市,但是现在国际的概念慢慢在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国家,成为国际经济中重要的一极,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全世界的产品都在我们这个市场上竞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想开放城市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概念。对各类企业,各类经济活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到创意产业等等,都应该全方位开放。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

  第一、从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来看,现在我们很多企业本身它具有国际竞争力,它在中国生产,但在全世界竞争。因此我们的国内企业对外开放也非常重要,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第二、对包括武汉在内的任何一个城市而言,要想吸引跨国公司,就必须吸引大量的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国内企业到这个城市来。因为在企业发展的商务成本当中,其中一个是物流成本,另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供应商离他远近的问题。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愿意待在中国,即使中国成本高一点他也不走,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集群在那里。

  一个城市发展能不能做大,能不能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包括为各种企业服务的条件,从政府政策到服务业的发展,包括各种创意产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从我们内陆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包括武汉在内各个城市,确实应该考虑我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一个城市如果能够突出自己的特色,就具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如鹿特丹就标榜自己是世界建筑的实验厂,布鲁塞尔标榜自己是一个卡通城市。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用现代的眼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要想把一个城市做大做强,光靠某一个点不行,特别是光靠一些最先进的东西恐怕还做不到。以前我们经常提到,要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现在看来这还不行,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变成制造加创造。

  对武汉而言,在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同时,不应忽略制造业,即使是低端制造业,因为这些产业在中国乃至全球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在发展这些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比如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

  尽管我们现在都希望发展一些高端、先进的产业,进而成为先进的国际城市。但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人均GDP只有四千美元,是一个70%的劳动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现实,我们还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如果各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正视这个现实,那就会后续无力。只有全方位的开放发展,才能够真正有大城市、大都市的发展。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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