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学 位：曾分别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经济史博士学位。
现 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兼 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学术著作：《从旅游到旅游业》、《现代企业文化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现代企业咨询概论》、《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主编出版了《入世后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发表过《公墓建设与城市景观塑造》、《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软件系统建设》、《来自世界文化产业的反思》、《网络规则与社会规则》等学术论文80多篇。

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是工业化对农业的取代？是农村的土地变成了商品用地？是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是乡村小道变成了城市水泥马路？是农户平房成为高楼大厦？这些回答都不全面，仅仅只是回答了一些表面现象！

其实城市化的关键是国民观念的现代化！由农民变市民，由农村变城市，由农业变工业……这些都是身份与生存方式的变化，其根本是需要国民观念意识的变化，需要广大农民由小农意识转变为现代市民意识，由过去的小农生产转变为现代大工业生产，由过去被动的、盲从的、封闭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主动的、主观能动的生活方式……这些变动都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心理状态的改变等提出了很现实的要求。

城市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

人们在谈到城市现代化的时候，多强调城市的硬件设施，如楼房有多高，马路有多宽，绿化面积有多大，交通设施有多先进等等，但往住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在城市所有的硬件设施背后，是人在起关键作用。城市的现代化，首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市民心态的现代化、市民素质的现代化。

智利有位叫萨拉札·班迪的著名学者、博士，他对现代化问题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互相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到实现。”

我们要重视城市化过程中的硬环境建设与创新，但更应当注重软环境建设，尤其是人文环境的建设与创造。很多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对于国民素质的培养。仅以东方的日本为例，其市民的素质应当说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东京那么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你几乎很少看到交通警察，人们都十分遵守交通规则。哪怕马路两头没有车通行，过街红灯亮了，人们依然十分自觉地等待绿灯亮后再过马路。遵守规则，这就是现代化精神的一种表现。

文化教育与体制创新是塑造“新人”的前提

“新城”的出现首先是“新人”的出现。要振兴一个城市，首先要进行人的改造和整个文化的检讨。要呼吁“英才”的出现，“新人”的出现。要主动地、全面地开放城市，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城市同步发展，最终达到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可持续发展。

如何能使“新人”和“英才”脱颖而出呢？它的前提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文化教育的作用，另一个是体制的创新作用。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十分注重文化教育对社会改革的作用，强调首先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建立新的文明精神，然后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日本学者福泽喻吉写过一本名为《文明论概略》的著作，书中说:“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们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策，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福泽喻吉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人的精神文明的进步。

以北京为例，要提高首都的城市品味，首先要真正注重文化教育的作用。北京有这么多大专院校，又有晚清以来好的教育传统。政府应充分利用首都教育大都会的教育资源，实现政府对市民教育、督导、训练、塑造的功能。这几年，同美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主要不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而是市民整体文明程度，尤其是受教育的程度。如英国就很重视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从总体上评价，中国人的素质比不上发达国家，这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那么加强教育训练和人才培育，是否就能够创造出“英才”和“新人”并发挥其作用呢？

我们认为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体制的创新作用。人们常说，中国不缺乏人才，但缺乏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缺乏“英才”和“新人”成长的土壤。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在目前知识经济空前高涨、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社会，体制的创新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益。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加入了WTO。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体制创新运动。我国在许多领域将要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在“游戏规则”上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这将带来社会机制上的巨大改革，会使更多的“新人”和“英才”脱颖而出。

体制创新依靠主政者的素质

人的开放必然带来城市的开放，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实际上是将城市进行一种包装，然后主动地向外界推销出去。最有价值的还在于，在城市的包装、塑造过程中，培育了一种近代意识，也就是将城市的近代意识灌输到人的观念中去了，大开了武汉人的眼界。

可以这么认为，张之洞的“湖北新政”表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主政者的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我们过去对历史的研究总是偏重于对自然的、经济的、规模发展的研究，而较少注意到人为的、政策性的、主动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而这方面恰好是更重要的。张之洞的一系列新政的主要价值在于那种主动为之、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和积极创造心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城市的发展导向，主政者的人为设计有时起很大作用。

城市建设的现代化，首先应当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城市人文是城市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其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经济发展过程，它如同婴幼儿的成长，需要主动的培育。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主动培育、塑造、引导的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我们曾通过媒体，呼吁城建决策者们，应当注重城市“街头人文博物馆”的建设，其用意在于塑造城市文化氛围、展示特定城市的人文精神。每一个城市都有着它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尤其像北京、西安、南京、武汉等历史古城，他们的历史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巨大精神财富。

例如武汉市，在l9世纪后期被迫开辟商埠以后，留下了许多具有较高人文价值的历史文化建筑，这些建筑不仅记录了武汉人长期经营的动态过程，也凝聚了武汉人日积月累的生活轨迹。但这些建筑有许多已被损坏或正在被损毁，因而建立“街头人文博物馆”，再现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对于今天的城市理念的提升和城市风格的确立，有着巨大现实意义。

城市没有理念就永远没有个性、没有风格，好比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之为城市之“魂”。巴黎没有埃菲尔铁塔就不成其为巴黎，伦敦没有伦敦桥就不成其为伦敦。但城市理念是通过为政者主动塑造与培育出来的，它应该是浸润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无不是这样。

我认为，武汉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城市理念应该是大流通、大开放、大改革、大气魄、大手笔，敢为天下先，广招天下客。武汉本是滨潮、滨江城市，铁路、公路纵横，一桥二桥三桥横跨南北，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大气魄。

武汉人有其“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小气象:小家子气，小精明，小市侩……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它之所以在全国叫响，是因为它的规模大。但就其每一家，全是斤斤计较的小生意、小买卖，缺乏大气度。再如从前的“一枝花”洗衣粉、“荷花”洗衣机，当时在全国很有名气，但却寿命不长。气度不大，必然眼光短浅，老在小圈子里兜，翻起点小浪花，而成不了大气候。更有甚者，只做一锤子买卖，过河拆桥。所以，武汉没有“海尔”，许多专利也是“生在武汉，扎根外省”。有人形象地称武汉人为“醒得早，起得迟”。这说明武汉人缺乏大的抱负和务实的干劲。有人说武汉人善于创新，但少于稳定；富于义气，但少于理性；富于安乐，但少于竞争。“创新、理性、竞争”，这些都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精神。

所以说，城市建设的现代化，首先应当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很多人把当前的城市建设的问题简单归结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人文的改观才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根本的问题。

在信息、网络的时代，要倡导一种科技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风尚。这样才能建设出有个性、有风格、有丰富文化理念的现代化“新人”和“新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发掘人才、培养人才、聚集人才、招募人才。人才的聚集既可以通过区域自身的培养和发现，也可以用事业、用项目、用先进的观念去借用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应当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属，但求所同”，“不求所在，但求所谋”……多种吸引人才的方式就是为了“延长自己的手，延长自身的腿，延长自己的脑”，以便“借船出海，借网打鱼”。

“新人”的培养与吸引，要求城市的主政者要营造一种聚集人才的良好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和吸引城市“新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市化的进程第一要务就是培养与聚集城市“新人”，让这些“新人”带动国民观念的转变。

当然，体制的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依靠广大国民的自觉，更依靠主政者的素质。毋庸讳言，主政者对于体制创新乃至社会改革与进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晚清时期的主政湖广地区的张之洞为例，他于l889年起主政湖北，前后三度督鄂，为时长达十六七年之久，对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推进湖北新政。尽管他是个洋务官僚，其“新政”也是出于被迫，但“新政”的实质无疑是一个“改革”，而且其“改革”力度之大，在全国少有，加上张之洞本人的开明和雄才大略，把武汉迅速带到了仅次于上海的空前的地位，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最大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在武汉创造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如汉冶萍钢铁公司、湖北兵工厂、纱布丝麻纺织工业区等)，成为后世屡屡称道的政绩。

从严格意义上说，近百年来武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开放，是以张之洞为首的主政者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实现的。所以说，一个城市的主政者，他们的开放意识、政策导向往往会影响城市民众的开放意识和城市的形象。

张之洞的另一个重要功绩是，通过办展览展陈湖北和武汉商品来塑造近代武汉城市形象。晚清，武汉曾先后6次举办展览会，其中l909年在武昌平湖门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博览会；而l9l0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南洋劝业会”中，湖北是唯一拥有两个展馆的省份(“湖北一馆” 、“湖北二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积极心态和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