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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新闻>>2017专题内容>>第二十六期城市化茶话——中国的城市是多了还是少了?>> 杨华彬: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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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彬: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永清县原副县长

  我1989年从农村走进大学,实现农转非,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11年前回到农村创办园区,而今又回到城市工作。前后在农村待了多年,所以,我对今天茶话的主题很感兴趣。我对城市的理解也很直接: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为县长、区长、镇长而立的城市越少越好。

  从1983年到1997年,中国的县改市有400多个。很多官员热衷于将名片上的“县长”改为“市长”。凡是热衷于县改市的地方,一般都爱提“大xx战略”、“大xx规划”之类。但我们要深入思考这种“繁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县改市的各种好处究竟为谁而生?内驱力和出发点很重要。县改市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可以享受更高的行政待遇,可以把名片上的“县长”改为“市长”,可以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相应地也提高了当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为了阻止这种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1994年,国家全面停止撤县设市。此后,1997年,国务院最后一个批准湖北汉川由县改市。但如同施用除草剂一样:在除草的同时,把本应长出的其他植物也一起除去了:这种全面叫停的“一刀切”做法又扼杀了一些地方发展为城市的机会。

  以河北廊坊的燕郊镇为例,作为一个建制镇,它承载和容纳了五六十万人口,在那里行使政府职能的只是一个享受副处级待遇的镇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接触燕郊的时候,它人口不足10万,发展到现在五六十万人口,燕郊还是镇。配套的燕郊开发区,虽属省级开发区,但也只是正处级。现在,燕郊被指责为“脏乱差”、“睡城”、“传销城市”……指责有很多,指责和挑剔也很容易。解释问题不重要,如何赋予它相应的权力、解决自身的问题,为这个城市负责、为几十万人民负责,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像北京这种已经发展起来的、饱和的大城市,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疏解时,即使有了相配套的疏解权力,还是要以市场手段引导为主。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派执法部门把市场关闭,把人撵走,不做好对外衔接和让外地接纳的功课,这就像除草时不用除草剂,直接把地面硬化了。

  北京的“城南计划”自2009年就开始实施,初衷是疏解北京的民生领域功能,但是8年来进展比较缓慢。作为北京的周边区域,诸如永清、固安、燕郊、香河,甚至保定……一直都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愿望,但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像雄安新区一样幸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县城无条件、无资源,政府“难为无米之炊”。要承认,这些行政区域已经具备了区位基础,拥有了发展成为北京“卫星城”的机会,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时候,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它们才能发展得更有生命力,既可为北京解忧,又能为当地百姓造福。

  浩浩荡荡的农民大都想进城,一线城市进不去,会去二线,受阻之后还有三线可选,即使游击也要进城。中国的城市多了还是少了?城市为谁而生?这些问题,群众最终都会用脚去投票。对此,政府和官员受困于各种条件限制,任务重、压力大,但依然不能缺位,要加紧工作、履行职能,以便建设更多为人民而生的城市,满足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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