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影响人际关系

　　传统上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说空间地理距离远近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在没有现代通讯和交通的时代，人与人身处两地，长期不在同一个现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很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总体上会弱化，另一方面也由此“幻化”，进入想象和期望状态，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比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友情，客家《送郎过番》的离愁别绪，以及现代异地打工者的“春运情结”等，这种空间距离阻隔造成的聚散苦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

　　一定程度上，航空业的发展，已经在某些人群中弱化了这种时空隔离的效应，但航空业的价格、程序复杂性、不确定性等，造成绝大多数人始终无法把它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自驾出行的个别性和成本——包括费用、个人时间、精力和驾驶行为——也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的日常化方式。现代通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在场”的空间限制，信息传递几乎无障碍了，但目前通讯技术尚没有达到完全即时全息通讯的水平，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家人、亲属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实体物理（Physically）不在场的方式尚无法替代。

　　高铁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程度打破人们这种空间隔离的技术力量，随着高铁催生1000公里内当日到达、500公里内当日往返、200公里内半天往返的新时空秩序，传统社会很多视为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被删除，而人们传统的社会关系得以超越这些空间障碍，随时保持，这会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

　　提高“初级关系”的韧性

　　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家庭、家族、邻里、乡群这些最亲近最熟悉关系叫做“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也是一种“强纽带”（Strong Ties），大多是基于地理上零距离，共同居住生活、日常密切交往而产生的直接、密切、全面、深入、非正式及情感性关系，最容易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高铁出现，大幅减少了地理距离对这类基本社会纽带的弱化或幻化作用，可以说是对这种亲情纽带的一种“拯救”。而高铁的稳定性，足以造成一种制度性（Iinstitutional）条件，保持初级关系超越地理距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基本变量。

　　相对于都市化和现代化人际关系而言，初级关系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地方”和“乡土”的关系，但在中国，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绝大多数人口日常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和保障，特别是在人口跨地域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中，大批乡村或三四线城镇人口，是依靠这种初级关系的引导和支持进入城市化区域的。而高铁有助于维持这种初级关系，也会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取向具有潜在但很实质性的影响。

　　比如，高铁在打破旧地理障碍对初级关系的弱化之后，家庭、家族同住的关系可以更多保持，一家几口人可以在距离不超过200公里的几个不同城市工作，还能每天下班回到家中；即使在1000到500公里范围内的不同城市工作，也可以保持每周回家过周末，同样地，朋友、乡群、同学、老同事等熟人关系，其“韧性”也会大大提高——很多原来因为地理原因难以保持的人际纽带，现在能够完好保持。这种情形下，人们对于“家”、“在家”的概念和感受都会发生变化，原来很多造成“异地”、“分离”、“留守”的距离，现在可以超越。人们“在一起”的前提条件，也要重新定义，在传统观念中已经属于“天南地北”的空间关系，在现在仍然可以视为是“在一起”……人际纽带会呈现更加“拓扑化”（topologization）倾向，也就是可以在多维度和空间距离上随意延伸、变换，而不改变其基本性质。

　　逆袭古典城市化路径

　　亲友关系的这种“弹性”和“韧性”的提高，会改变传统城市化过程的路径和趋势，比如，经典城市化理论认为，来自异地的移民在移入大城市过程中，原生地形成的各种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通常会弱化甚至断裂，造成原子化个体，他们进入都市社会后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必须学会适应“陌生人密集交往”的都市生活，以全新原则建构新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生成很多所谓“都市性”的行为特征，但高铁如果保持了这种原有关系纽带，就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城市化”规律的一种“逆袭”。

　　比如同学关系，成为高铁人口的中学大学同学，在1千公里之内，毕业后没有太强烈的告别、离别之感，而是仍然“在一起”的状态，同学很容易经常聚会和频繁联系，原有的关系格局并不弱化或消散，而是会继续延续。同学彼此的支持、互动和干扰都会很多，对现有工作和生活状态保持影响。人们的就业取向、社会交往取向可能更多基于和利用原来旧有关系。

　　同学之间关系的连续性增强，又比如同乡的乡群关系，目前中国大部分基层民众人口的城市化，还是延续着同乡互相介绍、互相帮助模式，很多刚刚到大城市的人，都是依靠以乡群做社会支持网络，但在过去几十年，这种乡群互助模式随着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弱化中，由于大批二线城市的崛起，年轻打工者或大学生，都不在简单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而是越来越分散在诸多城市中，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无法形成同乡群落，而高铁的通达性和时空压缩，可能会使得已经分散在一些中心城市的同乡人口，重新建立强纽带，互助作用有所回升。在新的时空通道的促进下，乡群成员之间更容易保持联系和支持，更容易开展一些共同体意识有关的仪式性活动，比如聚会、祭祖、红白事、节日习俗等，所以乡群的感情纽带、认同感、组织力可能会回升，至少是减缓弱化速度，长期维持在某种水平，相应地，乡群的命运共同体感也会更多地保持，这在未来城市治理、城市矛盾冲突和社会运动中的群体动员方面，很可能会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