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心钻研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作物病虫害的重大课题，成果在《自然》杂志发表，应用于农业实践以亿亩计；

　　他带领团队扎根边疆村寨，用科学知识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产业，用“神奇土豆”“有机三七”、院士指导班等带动一个个村寨摆脱贫困；

　　他出身农家，对土地和农民有深情厚谊，怀抱“让农民过好一点”的朴素愿望，被人称为“农民院士”，而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一位“顶天立地”的农业科学家，一位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奋斗者，一位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的共产党人。

　　一道考题，促使他攀登农业科学高峰

　　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奋斗的一生。

　　1982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问道：“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

　　这一问把他问懵了。

　　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险，水稻稻瘟病即为典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农民用杂交稻和糯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瘟病”。难道稻瘟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

　　此后10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朱有勇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推广6000多万亩，并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虫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3亿多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两项技术都创造了显著效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穿上迷彩服，脱贫攻坚最前线就是他的战场

　　朱有勇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投身新战场——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15年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41%。这一年，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谁来牵头挑起重担呢？时年60岁的朱有勇主动请缨：“我年轻，我来干！”

　　说干就干，朱有勇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组，带领团队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寨子扎下根，一待就是五年。

　　倡导种冬季土豆，农民刚开始不积极，他跟村组干部搞起了示范种植；考察三七基地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他第一个下去推车，任凭泥巴溅了一身；寻找水源时，他拄着拐杖穿行在雨后湿滑的山坡，一路上跌了三跤……

　　驻村扶贫，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作战服”。他要求参加院士指导班的学员都要穿上迷彩服，因为这样可以一扫长期贫困滋生的萎靡气息，激发起奋斗的姿态来。

　　种出五斤重的“神奇土豆”，种出药企抢着买的“有机三七”，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把“冬闲田”变“致富田”，老百姓的评价，就是朱有勇脱贫战线上的口碑。

　　一句承诺，映照一位共产党人的一辈子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

　　他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农民种地很辛苦，但再怎么拼命干活，种的粮食仍吃不饱。”他甚至做梦，一个玉米秆上结出五六个棒子，一株植物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样大家就能吃饱了。

　　“让农民过好一点，就是我的初心，是童年最早理想。”朱有勇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朱有勇考上云南农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名列班级第一。毕业前夕，朱有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人与他谈话，他表示：“我愿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毕业后绝对服从组织分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句承诺，映照了一名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的一生。

　　留学澳洲，他本来有机会留在悉尼，“一天的工资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月”，但他毅然回到祖国，立志“科研报国”。

　　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把云南农业大学奖励的200万元悉数捐出，在学校成立“有勇奖学基金会”；2015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他又将20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基金会……

　　把论文写在大地，把农民装在心里。朱有勇说：“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