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处呐喊终于为几千个中国传统村落要了“名分”之后，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的担忧却丝毫没有减轻，甚至常常感到“苦于无策”。

　　7136个传统村落正在网上公示，其中2555个已经正式进入国家保护的视野，听上去似乎是个不小的数字。然而，当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已评审到第四批，这位发起者却注意到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依然阻挡不住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很多纳入国家名录的村落已经面目全非。”比这更让他忧虑的是，还是找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从现在的困境中走出去。

　　到底该何去何从？带着对中国传统村落命运的关切，11月22日，一场以“何去何从”为题的“中国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诸多专家和学者。

　　一个共识是，不到30年间，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是时候放慢脚步思考，如何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留住。

　　在已经建立名录的几千个传统村落中，冯骥才发现，“千村一面”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如果失去了千姿百态的特色和活力，传统村落的保护将无从谈起，留住乡愁，也将是一句空话。”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

　　这已经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他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担忧。在很多场合，冯骥才都会谈到传统村落保护这个老话题中遇到的新问题。如今他谈的最多的，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正面临的两个大问题：空巢化和旅游化。

　　他把传统村落正在面临的现状比喻成“围城”：里面的人想要出来，而外面的人想要进去。

　　必须承认，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任何漂亮话都没用。“你知道村里的厕所和城市不一样，往往是跟猪圈挨在一块，半夜要想上厕所必须提着裤子穿过冰冷的院子。”一个最粗浅的例子，足以说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村里人想出来，出来后也不愿意回去。

　　然而，一旦评上国家级传统村落，也让外面的人看到了旅游开发的价值，“手就想伸进来”。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仍然缺乏对传统村落保护价值的认识，“现在很多村落的乡镇领导说古村落保护，实际想的是古村落搭台，旅游经济唱戏”。

　　让冯骥才感到更残酷的一个现状是，“我们的村民不热爱自己的乡村文化，当然，这也怪不得村民。”因为城市文化离他们的生活向往更接近，他们有权利过上更现代化的生活，而他们认为自己习惯的文化已经过时了、麻木了，认识不到村落文化有什么价值，甚至认为，古村落能够旅游、能够赚钱，才有价值。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让人们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没什么太大变化，而这30年间，改革开放、外来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等突然一股脑涌进来，村落里的人们对所面临的问题，尤其对深层的精神文化等问题毫无准备，“对于如何保护，一时拿不出办法，也是必然的”。

　　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正在村落中重演

　　“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一个样子，只用了20年时间，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令冯骥才焦虑的是，这样的悲剧正在传统村落中重演。

　　眼下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大致都逃不出冯骥才总结的“十大雷同”。

　　首先是旅游为纲。只要列入名录，村落的旅游含金量立刻提高，大家最想做的是马上开发旅游，而所谓的保护规划实际是旅游规划。

　　二是腾笼换鸟，把原住民迁走。“你把村子里的主人迁走了就是把村子的记忆迁走了，精神层面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没有了，还叫什么古村落？”

　　三是开店招商。在各个古村落旅游景点里开店的人卖的商品也是一样的，旅游纪念品跟本地没有关系，“你在丽江买的旅游纪念品，在山西也能买到”。

　　四是装扮景点。涂脂抹粉油漆彩化，大半核心东西都没有了。村落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只剩下七零八落的房子，没有东西怎么办？那就买一些老家具随便一摆就说原来是哪个大户住的，然后把景点装扮起来。

　　五是公园化。把村落美化起来，包括里边的园林，园林部门也愿意进村落。可园林跟村落有什么关系？现在村落很多经过了公园化，把城市里园林小景的植物搬到了乡村。

　　六是民俗表演，也叫非遗表演，当然是为了给游客表演，有的时候还拉来一些商业招牌。

　　此外，还有农家乐、民宿、伪民间故事以及挂红灯笼的套路。

　　冯骥才忧虑地说：“我们的村落这么发展下去，再过10年或者15年，几千个传统村落就会和现在的大城市一样‘千村一面’，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站回最初的“原点”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村落？什么是乡愁？冯骥才认为，留得住乡愁最重要的恐怕是它的精神文化价值，留住我们对于家园的情感、土地的情感和文化的情怀，而不是怎么留得住游客。

　　当然，乡村不是不能旅游，恰恰相反，特别好的村落还得需要旅游传播出去。但是，如果要给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排个序的话，冯骥才认为前四位应该是：见证历史的价值、学者研究的价值、欣赏的价值、怀旧的价值，最后才是旅游价值。

　　随着第四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公布，冯骥才提出，对于传统村落名录，要建立起一个退出制度，保护不好要亮红牌，退出就永远不能进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文化负责”。

　　“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要留住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一种情怀，给后代留下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家园。”而这，是一份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