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三期”叠加影响不断深化带来的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主动引领新常态，着力创新宏观调控，全力深化改革开放，奋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上半年，经济增长7%，符合预期目标。7%的增长速度有稳固的基础，是不低的，符合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也有利于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对此要全面认识。

　　一、7%的增长速度符合客观实际

　　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较快发展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上半年，由于夏粮再获丰收，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受市场供大于求压力持续加大的影响，工业生产仍较低迷，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回落0.3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以及政府加大对服务业支持力度，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4%，加快0.5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点数分别为0.2、3.1和3.7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3.1%、43.5%和53.4%。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9.9个百分点，是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从第三产业内部看，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特别是证券市场异常火爆，股票成交额增长5.4倍；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3.2%，邮政业务总量增长32.1%，其中快递业务量增长43.3%。1-5月份，在“互联网+”浪潮带动下，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左右；受电影票房及电视广告收入大幅增加影响，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今年以来，社会消费继续保持稳定，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明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9.1%，均保持基本稳定。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4%，比一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在这样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上升，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5.7%，下降16.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3%，而上年同期为-6.2%。

　　从区域角度看，东部地区对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今年以来一些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偏“重”的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困难，但产业转型起步较早，市场力量较强的东部地区发展态势较好，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进一步显现。从经济增长来看，上半年，东部的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江苏增长8.5%，浙江增长8.3%，山东增长7.8%，广东增长7.7%，均快于全国。从投资来看，天津增长13.2%，江苏增长10.9%，浙江增长12.3%，山东增长14.6%，广东增长17.3%。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天津增长11.6%，江苏增长10.5%，浙江增长14.8%，山东增长9.1%，广东增长14.9%。

　　二、7%的增长速度“含金量”较高

　　尽管与以往相比，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从我国经济体量来看，7%仍是不低的增速，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名列前茅。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继续优化，民生不断改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国经济增长1%对应的经济增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经济总量已今非昔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增长1%对应的经济增量已经远远大于过去。以美元计价，2014年我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经济增长7.4%所对应的增量超过80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8%，比美国高1.1个百分点，居世界第一位。从我国发展历史看，7.4%的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也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经济总量。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对应的经济增量接近2014年新加坡全年的经济总量。并且，与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相比，7%的经济增速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速。从发达经济体看，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英国增长2.6%，韩国增长2.2%；一季度，欧元区增长1.0%，日本下降0.9%；从发展中经济体看，一季度，印度增长7.5%，南非增长2.1%，俄罗斯下降2.2%，巴西下降1.6%。

　　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结构在优化、民生在改善。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降幅进一步扩大。就业物价收入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势温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快于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

　　实现7%的经济增长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虽有好转，但一波三折，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增长态势总体疲弱。新兴经济体受美元走强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一季度全球贸易量仅增长0.7%，我国出口压力不断加大。上半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9%，其中6月份增长2.1%。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影响不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方面，产能过剩、需求不振问题突出。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连续40个月同比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增长动力虽然增长较快，但体量较小，尚不能抵消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下行压力。面对困难局面，党中央、国务院积极作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出台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初步扭转了经济下行态势，二季度经济增速与一季度持平。

　　三、7%的增长速度符合新常态发展规律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支撑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以及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7.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1583万人，比上年下降371万人，自2012年以来连续3年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放缓。随着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2010年-201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年均增长15.1%；2015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均工资超过3000元。

　　二是能源资源约束增强、环境要求不断提高。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人均石油、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资源消耗的规模十分巨大。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3.3%，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却占到世界的23%。在国内供给能力有限而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土地要素日益稀缺。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可用建设用地日益稀缺，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14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为3522元/平方米，为2010年的1.22倍。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为土地缺乏导致项目无法落地和企业扩大投资受限的问题。生态环境压力突出。2014年，我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2295万吨，二氧化硫(SO2)排放量1974万吨，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2014年，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除Ⅰ-Ⅲ类外的劣质水质断面比例高达28.8%，其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Ⅳ类、劣Ⅳ类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26.2%。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全国范围大面积的雾霾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人口数量红利下降、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决定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速均趋于放缓。这种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下所必然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从国际范围看，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增速出现回落也是普遍现象。1956年-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9.2%，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1974年-1991年年均仅增长3.7%。1951年-1960年，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8.2%，1961年-1970年回落至4.4%，1971年-1991年进一步回落至2.7%。1966年-1995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4%，1996年-2011年回落至4.2%。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空间广阔，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即使经济增速“换挡”，现阶段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潜力和条件。

　　四、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统筹多重目标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都需要适宜的宏观环境，以及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看，经济增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快，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不足。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需求过旺，几乎所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可以销售出去，即使是落后产能也能获利，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动力不强，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的升级改造。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快，传统产业的回报较为可观，发展新产业空间不足、约束较多、具有一定风险，不利于资源要素向新产业、新产品转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慢，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转方式、调结构成本过高、能力受限。经济过冷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产能和生产要素利用率下降，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突出。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下降，用于创新的资源减少，转型升级能力降低，甚至有些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失业增加，进而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这种被动的调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成本和代价都很高。因此，既要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一定空间，又要保持一定的压力，需要经济保持适度增长。

　　从近两年我国发展实际来看，7%左右的经济增速，总体上是适度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2014年分别上升至46.9%和48.2%，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为49.5%，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趋势明显。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高速增长。需求结构也在向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投资、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三驾马车”的动力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

　　综上所述，尽管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比去年有所回落，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较高，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但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增长速度过低不利于稳定扩大就业，不利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利于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因此，要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下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下大力气发展做强实体经济，巩固经济趋稳向好的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