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的我国城市转型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城市的转型发展，与城市自身和整个城市群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转型的时机把握非常重要，早转会出现空心化的离散效应，晚转则可能失去自我更新的机制而从此没落。

　　《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将加快“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表明国家已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与正在推进的城市转型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发展理念真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城市转型发展，都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国家意志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制度性创新，将形成合力甚至新的博弈。我国的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城市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城市转型的动力不一，不容易告别对过去的“路径依赖”。但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城市转型发展，也有一个正向的效率问题，那就是可以通过规划主导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加快推进城市“五位一体”的整体转型，从而提高转型的效率和速度。

　　基于上述认识，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之路，应该有这样的整体设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制度创新为突破，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提升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整体促进城市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友好互动，促进城市功能的持续升级和城市空间的包容性增长、和谐发展。

　　首先，充分尊重城市转型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科学制订超长期的城市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具体的推进步骤，保障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方向不改变。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欧美完成两次城市化之后的第三次城市化，我们理应借鉴、吸取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城市化和城市转型发展中进行战略创新和科学的路径设计。我国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由此产生系列问题，已经使一批先发的大城市陷入危机，“倒逼”其转型发展。因此，我国大城市的转型战略必须体现国家长远的利益与意志，并有立法保护作为刚性的保障。

　　其次，把握城市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加快城市服务经济体系构建，真正融人全球城市体系，促进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规律和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动向都表明，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城市转型发展，必须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创新不断攀向价值链的高端，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空间要素集约化，从而使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强化，保持在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体系的核心竞争优势。

　　中国的城市虽然在转型发展上刚起步，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将更多体现在城市这一竞争主体上，国内的一批城市将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或制高点。城市的转型发展，抓好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

　　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四化同步”，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变，由单一的城市功能向综合的服务功能转变等，是当前国内城市转型发展的重心所在。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不断完善和优化现代服务经济体系，必须建立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使城市的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形成良性互动。

　　第三，借助我国新一轮现代化交通网络、城市基础建设的大机遇，在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重组城市产业空间，促进合理的空间层级体系和特色性功能区的协调发展。

    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战略，新一轮城镇化的重点是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让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都市圈形成互动、融合发展之势，实现空间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当前和未来进入高铁网络的中心城市、枢纽站点，理应谋划好新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并以此为抓手来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基本特征是新一代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坚守绿色发展理念，以数字化制造、新型材料应用等为方向，由此培育出来的新产业，在组织形式上更注重“空间落点”的选择，更看重城市的创新环境、生态环境与服务功能，提示我们要实现产城合一。

　　第四，以“顶层设计”释放改革的“红利”，全方位数据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市转型路径探讨破除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加大综合配套改革力度，以“包容性增长”来引领城市的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李程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