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为实现根治欠薪目标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劳动致富，奋斗得福。干活挣钱，天经地义。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那么，工资便是生存之要。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背井离乡而辛苦打拼的他们，推动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推进着地覆天翻的浩荡社会变革。不过，身处产业链底层的他们，往往也是劳资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被欠薪”，是他们挥之难去的梦魇。从若干年前“重庆农民熊德民讨薪”事件进入舆论视野始，“花式讨薪秀”每每出现，都会刺痛公众的眼球。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关注和治理农民工欠薪乱象：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明确了一系列治理措施；2017年9月，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农名工的权益更有保障了。数字胜于雄辩，2008年农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2019年，各地查处欠薪违法案件数、涉及劳动者人数和金额，分别比2018年下降33.1%、50.8%和50.4%。2020年的目标，则是实现基本无拖欠。

       不过，面上的“形势大好”，并不能遮蔽点上的“沉疴难治”。由于一些行业生产组织方式不规范，源头上建设资金不足，治理欠薪制度措施刚性不够，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属地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等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治欠薪工作任务依然繁重。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开展近一个月来，各地共处理欠薪案件6654件，共为8.1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0.75亿元。这固然说明治理行动卓有成效，亦折射出年底欠薪乱象严峻。

       理解了以上背景，大概更能懂得《条例》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出台《条例》，是治理欠薪乱象过程中的应有之举、顺势之举，也是在制度设计层面上给出了根治多年顽疾的良方。另一方面，这是“依法治欠”新阶段的制度样本。“条例”的制定，是近年来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的制度化提升，是各项工资保障制度的集成、定型和法治化，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现和制度保证，可谓是升级版的“硬核举措”。

       仔细研读一下“条例”，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往涉及保障工资报酬权益的法条散见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规定显得较为原则，落实界定较难。“条例”则在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等层面，更明确、更具体、更易操作。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性。比如工程建设领域多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点，“条例”在这方面便作了专门规定，提出专用账户制度、明确总包代发模式、推行农民工实名制等。三是惩戒细则的严肃性。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构建政策完整闭环，加大了“依法治欠”的力度：比如失信惩戒“黑名单”更凌厉——将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这些违法单位和个人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诸多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无论传统行业的农民工来说，还是保安、快递等新业态农民工而言，工资都是他们的保命钱、活命钱、养命钱，是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今天，基层新式欠薪隐患依然存在，并亟待联合共治、依法而治。长远而言，徒法难以自行，硬核的“条例”，还得硬气的落实来匹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农民工不再“忧薪”、让近3亿奋斗者能幸福奔跑在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