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主题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专题座谈会，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等市领导出席。在会上，陈吉宁还表示，超大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发展问题，政府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倾听各方声音，集聚各方智慧。他强调，现在拿出的解决方案不能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深化认识，把问题想透，这样决策才不会出现方向性的问题。（1月26日《北京青年报》）

　　城市管理过程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不独北京存在，亦是其他地方头疼的顽疾。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人诟病的“马路拉链”，因为管理者各自为政和九龙治水，无效建设、重复建设式的浪费极为严重，顾此失彼的城市管理问题始悬而未决。比如在北京，一些地方的停车位数量已经超过曼哈顿以及东京中心城区的停车位数量，但依然还在建新的停车城，在公共用地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停车场究竟要建多少才能饱和，又如何平衡交通建设与其他用地的关系，都需要给予总体考虑与结构性分析。

　　香港是城市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香港现有人口超过700万，登记车辆是50多万辆，在正常时段内每公里道路约有270辆汽车。即使在最繁忙的路段，汽车行驶的速度不快，大多数情况下却能通行顺畅。“堵城”的杭州通过智能调节红绿灯，车辆通行速度最高提升了11%。这些改变都是城市管理精细化的结果——利用现代化的“城市大脑”打通了信息堡垒，让各种信息在政府内部先共享起来，继而被整个城市的其他参与者所共用，最后才能达到变相的参与和治理城市的目的。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简单而粗浅，事实证明这种以分割化、主导性、管理型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出路是“共管与共治”，由居于城市中的所有人参与并实施，才能达到利益的均衡化和措施的科学化，用民主型的决策与群体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否则不但规划容易失误，决策也极容易走偏。北京在前期所实施的“天际线”治理专项行动，遭遇到了各方的强烈抵制，舆论的负面性也让城市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其教训可谓深刻。

　　西班牙曾有超过半年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但其经济依然处于强劲复苏的状态，2016年西班牙经济同比增长3.3%，成为整个欧洲的明星。之所以如此，就是在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下，社会共治的模式发挥了替代作用。无政府状态不可长期存续更难以想像其后果，不过却带来了如何实现社会共治的启示。城市管理也好，经济发展也罢，只有让所有人都有参与的机会，成为主人翁而非旁观者，才能在实现利益与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发挥每个人的主观性和积极性。

　　规划是否超前，手段是否合理，方式是否科学，决定着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强大的“城市大脑”不是决策者的少数判断，也非人工智能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所决定，而是要调动各方力量，倾听各方声音，集聚各方智慧，激活各方参与。简单来说，政府在作出城市规划，安排管理措施之际，需要从闭环向开放转变，首先整合内部资源，让其形成“一盘棋”的运作，然后才由内到外去构建全员参与的大格局。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城市的善治之路始终没有停止。避免城市管理“头痛医头”重在提高精细水平，从政府“独唱”到政府“领唱”，这既是解决现代城市治理的出路，也是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的判断。国外在公众参与的共治研究已相当成熟，既有理论与制度的研究，又有具有针对性的参与方式、途径以及与实模型研究。比如美国的社区自治、日本的居民自治组织、法国的公众式参与民主式模式、挪威的电子民主等，已成为公众参与城市善治的典范，从根本上提升了整个城市治理的粗细化水平。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城市未来的治理模式创新指明了方向，如今，共治已成全民共识，如何实现创新与实践，坚持“头痛医头”的问题导向，以实现精细化管理主目的，才能避免方向走偏和策略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