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英国的首都，人声鼎沸、拥挤不堪的城市，富商巨贾的云集之处，劫匪和不法之徒的栖身之地。16世纪，当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决心控制伦敦人口的时候，她应该想不到，自己开启的，是一连串注定失败的努力。

    当然，伦敦人太多了！1565年，城里的居民才只有8万多人，半个世纪后，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5.5万人在城里，还有两万人在监狱里。

    多年来第一次，伦敦的观察家们注意到某种匪夷所思的势头：“（城市平民）无数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大多数人十分贫穷。”

    房价高企，物价飞涨，“群租房”成为城市的隐忧。许多人怀念从前的伦敦，就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城墙牢固，教堂密集的中世纪小城。可后来，传统的伦敦木屋在挨挨挤挤的小院落里砌到五六层高，穷人都住进了阁楼和地下室，城里再逼仄的店面也会成为商人争抢的香饽饽，城外的村庄里、原野上，都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房屋、菜园、晒布场、保龄球场……

    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1580年颁布谕令，试图限制这样人口激增的势头：“鉴察伦敦城及郊区生齿日繁，限令本城居民渐次发展。”女王勒令伦敦人“不得有超过一户以上家庭共同安置或居住在任何房屋之内”，同时还规定“距伦敦各城门3英里内不得建造任何新房舍或公寓”。 80多年后，英国还颁布了《住所法》，规定城市贫民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得到援助；要是济贫局的人发现“外地人”在本教区里有成为救济对象的趋向，可以将其驱逐出境。

    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下，到1700年，每年涌入伦敦的“外地人”还有大约8000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首都的贫苦大众阶层。1690年的报告显示，73%的伦敦学徒出生在城外。除了外地人，来自异域的穷人也在涌入伦敦：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非洲的黑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人士……到这个世纪末，这座国际大都会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

    贫民窟在伦敦与许多惨痛记忆联系在一起。贫民窟是伦敦城瘟疫的发源地，传染病的肆虐让伦敦成为英国死亡率最高的地区。1666年深秋，从贫民窟里燃起来的大火，席卷首都，五分之四的城区在几天内被焚烧殆尽，涉及13200所房屋、86座教堂，10万人无家可归。1814年，因为啤酒厂的巨型啤酒缸破裂，伦敦城不可思议地被174万升的啤酒淹没，事故同样发生在贫民区，一些地下室居民就这样被啤酒淹死在了家里。

    但是，伦敦并没有直接将这些灾难归咎于城市贫民。伦敦大火过后，新的建筑条例要求所有房屋都以砖块和石材作为建筑材料，不得再以茅草覆盖屋顶。建筑家们画出了恢弘的新伦敦规划图，让整个城市以宏伟的圣保罗大教堂为中心发散开来。

    城市迅速用砖石重建了起来，而规划从没实现过：伦敦的土地所有权都在不同的小市民或大贵族手里，大家无意为封建主义首都建设作贡献，只想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自主权。

    1751年，考文特花园新邦德地方治安法院治安官亨利·菲尔丁在一份关于抢劫案增加的调查报告中把犯罪率升高的原因归咎为本地各种曲里拐弯的小巷和排列凌乱的房子：“整个伦敦似乎就是一片广袤的树林或森林，小偷可以安全地隐蔽其中，就像非洲或阿拉伯沙漠里的野兽一样。”

    但国王也没法子把伦敦强行排整齐，菲尔丁只好自个儿想法子组建了一支巡警队。

    17世纪的保王派说，伦敦人是“最亵渎的人渣、最邪恶的人类、社会的弃儿……苦力，学徒”。英王控制人口的御令每隔一阵都会更新，但似乎不曾有哪一道彻底通行于伦敦城中，以至于真正抑制到伦敦城的发展。那么多年的挣扎与限制之后，伦敦人口始终保持着百万级的增长，直到英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停止。到2017年，伦敦光市区就有将近900万人，来自37个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的人口都已过万，其中44%的人不是白人。

    “当被问及有那么多穷人和流浪汉的伦敦如何能成为一座胜利的城市时，只能说，他们从来都是伦敦历史的一部分。”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2000年的著作《伦敦传》中写道，“也许，他们也是其胜利的一部分。”

    对劳苦大众来说，故事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人们说，英国各地的家庭里，但凡有儿女“或相貌出色，或机智，或胆大，或勤快，或者其他任何难得的品质，伦敦便是他们的北斗星。”《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曾感叹过：“整个王国的每一个部分，百姓、土地，以及海洋，都忙于为伦敦供应必需品。或许我该添一句，都是最上乘的东西。”

    注定与伦敦杂乱不堪的场景相伴而生的，是首都不同寻常的繁华——东印度来的昂贵披巾、大清国的绸缎和织锦、金碟银盘、手镯项链，葡萄牙的水果，美洲的药材，都能在这帝国的首都寻觅到踪影。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观察家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写道。

    在伦敦的贫民窟，恩格斯注意到住在“柜子差不多大小”杂屋里的母女俩，已经有快一年交不出房租；两个穷人家的小男孩偷店里的小牛蹄，还当场就吃光；另有一家人，屋里没有任何家具、被褥，在地板上刨个坑就当茅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贫穷。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产者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恩格斯问道。

    这种在当年看起来叛逆的价值观，在如今的伦敦，已经被社会主流广泛接受了。根据英国《1996年住所法》和《2002年无家可归者法》的规定，对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的家庭，政府必须无偿提供援助或建议。

    1958年，一如既往浮躁、充满活力、热爱酒精和打群架的伦敦又一次爆发了排外骚乱，白人暴民冲进诺丁山地区，带着牛奶瓶、汽油和沙子要去“把黑鬼烧出来”。后来在法庭上，他们被法官评价说，“你们的行为，把时钟倒退了300年”。

    何止倒退了300年呢？英国传记作家、《伦敦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认为，1658年的伦敦还是要比这好点儿，首都上一次有这么恶劣的驱逐，还是在黑暗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