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留了一段日子，忽然发现，北京地铁车站乘客箱包安检的执行情况，远远好过上海。地铁入口前的通道普遍设置得较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安检人员劝导或拦阻时的语气和手势动作远比上海的同行们更强势更坚决，大多数乘客也都能自觉而顺从地把随身的背包拎袋放到安检设备上，再在另一端耐心地等待着领取——俨然已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行为习惯。

　　同样的环节，在上海多数地铁站口，大多数人都是完全无视安检人员的存在和指引，听而不闻他们一遍遍重复的要求，昂昂然施施然地走过去。不肯安检的比例太高，安检操作者们声气逐渐走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区分对待——只盯牢那些拎着重箱大袋或不同寻常物品的乘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猜想，根源主要是在群体文化，而不是安检部门执行力有什么高下。上海要严格安检，直接触发的是许多乘客对于安检人员有无执法权、能否强制别人接受检查以及安检传输带人人放包、有多不卫生的讨论，以及关于普遍安检之后，每个人进站要多花多少时间，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会形成多大流量拥堵的精准计算。在这样的法治精神和精确计算之后，除了耐心劝导之外，地铁安检的实施大约也只能是眼开眼闭、没人敢于太较真了。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一旦养成，便会互相牵扯，越来越向低处看齐。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还在持续增长的超大城市，上海的地铁安全已是公共安全专家和城市管理者们心底最担忧最不安的所在。地铁安检体系的空转和漏洞，也是引发巨大公共风险的重要一环，它与这个城市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

　　懂得并且善于维护个人权益，是上海市民文化中一个值得褒扬的显著特征。与它相伴生的，原该是这座城市文化中最令人称许的另一面，即强烈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所有个人的精明计算、自我权益维护，都因此才不会逾越底线，为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建设留下足够的涵养空间。是在哪里，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这样的城市文化底蕴？

　　同样也是在全国两会上，有幸见到了上海代表委员们捧着政府工作报告和厚厚几大册财政预算表抠字眼、细算账的场面。尤其是女代表樊芸，衣着打扮挺靓丽，说话喉咙并不响亮，但那样内行精确的算账本事和不依不饶的认真劲头，每年都能让政府相关人员冒出一脑门子汗来。看到她时，每每总会想到，未来的中国，若能多些这样的上海人，多出十位、百位这样精明会算、专业内行又认真当家的代表，少些只会“学习”“汇报”和拍手的代表，多好。

　　精明不高明，规板少创意，曾是有些人打给上海的刻板标签。一座气质文化与众不同的城市，如今渐渐被压上担子，承担起国家使命，如何扬长避短、破旧求新，保住优秀的基因，胸有大格局，真是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