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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新闻>>观察评论>> 城市的物理和人文

读古罗马史,人们发现,罗马人在神庙建筑的设计上,对著名的“希腊模式”作了改动。希腊长方形神庙,四面环以柱廊(环柱式),四面的基座都比较低平,人们可以登临。罗马神庙则用了高高的基座,“高高的门面带有强烈的垂直线赫然耸立,突出了对它前面的空间的支配,就像威严的帝王用其强有力抬起的手臂支配他面前的空间”,强化了罗马神庙“威临于前”的效果。

  希腊神庙风格亲和平缓,有“民主之风”,体现希腊人的民主精神。罗马万神庙等以高高台阶“威临于前”,经罗马人的发挥,原来“适合于民主城邦的希腊神庙”,变成了“适合帝国统治需要的罗马神庙”。这表明,建筑式样乃至城市空间,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政治意向。

  是的,城市物理空间可以通过“营造感觉”,来对公民性格施加影响。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形塑什么样的城市人。人说上海人“精明不聪明”,为什么?因为沪上城市文化是一种精细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与北京的大大咧咧大不一样。“精明”两字,是在精精当当的街市和齐齐斩斩的弄堂门户里炼制出来的。

  如果说一个城市有它的品质,它体现在哪?不是现代和超现代的摩天大楼之类,也不是五光十色的商圈,而是体现在它能否有助于发展公民性格,能否孕育人们的公民品质。

  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不道德的社会制造了不道德的个人”,这种理论强调社会空间、社会环境对人行为施加的影响。英国人类学家弗思说:“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总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这话也是这个意思。

  构成城市空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群体分布。是“杂居”,还是“类聚”?效果是不一样的。人类最佳的居住形态是“杂居”。但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通过不同小区对群体作出划分。“高档”小区、“中档”小区、“动迁”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界别分明。

  2004年,德国艺术家克莱门斯・冯・魏德迈和他的法国同伴马娅・施魏策尔来到中国,想在中国拔地而起的大城市里,找到1927年流行世界的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中所反映的城市化的历史对照。但他们发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广州……均超过1000万,而城市居民根据腰包,被分割得越来越清晰,界线也越来越不可逾越”。

  德国的艺术家们与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感觉竟然一致:中国城市因其居民的收入被分割,“以钱划界,形成富裕的中产阶级社区、富人社区……以钱划界,而后竖立高墙,画地为牢”,他们说:“无论在哪里,就算是在西方,我们也不认为这是积极正面的发展。”

  今天,大片大片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社区,正出现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地平线上,它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购房“便利”,但它杯水车薪,只解决了很小一部分人,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房价的离奇飞长――在另一面,这种“类聚”方式,把居住形态单质化,为今后可能形成“贫民窟”和“准贫民窟”,提供了物理基础。本质上,这种“类聚”是“以钱划界”对城市群体作出分割,不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世界历史在许多地方都提供过这方面的佐证。

  此外,公民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缺少“文化”的城市,离“公民文化”更远。如果一个都市里,只有很小的群体有机会欣赏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只有很少的群体能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只有很少的人走进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且如果这些场所活跃着的主体不是市民,而只是各种各样的官方活动等,那么那里很难真正荡漾起公民文化的和煦春风。

  城市,不是砖瓦水泥的组合。城市不仅要尽可能适宜人的生活和生存,还要为人的全面发展,为完善人性和提升公民品质,提供“器”(物理空间)与“道”(精神空间)的优越条件。

  (作者为博士后、教授、公共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