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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新闻>>观察评论>> 廖逊评论:城市化之路原来如此

早在二十年前,学界就发生过激烈争论,有人说“农民工”这个称谓不合理: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大家不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农民的孙子,今天的城里人追溯三代,谁不是农民出身的?凭什么偏偏把改革开放进城的这一代,叫做“农民工”呢?
  
  当时我就注意到,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政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海南,我身边的男性同事,占压倒多数的都是农家子弟。以我领导过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为例,别看同事们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一回到本乡本土,个个都有头有脸,都是十里八乡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农村出身的知识精英最典型的成长道路,就是一路“当冠军”打上来:小学同学当中就他一人上中学,初中同学当中就他一人上大学,大学同学当中就他一人读研,硕士同学中就他一人攻博……。尽管这些“常胜将军们”牛气冲天,在同龄乡亲面前难免有优越感,但谁也不“过河拆桥”,无一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深恶痛绝,无一不强烈地主张废除现行户籍制度。我每次都表扬他们,“好样的,没忘本!”但是只要深入了解到中国和海南的实际,就都知道在短时期内,即使是像深圳和浦东那么富有的地方,也没有能力废除户籍制。
  
  当时一位官方发言人说,保留“农民工”的称谓,是为了保护他们在故乡的土地所有权。由于是“农民工”,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就有他的一份。万一在进城奋斗中有个什么闪失,马上可以退守农村,享受最后的保障。此言一出,就说服了大家。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海南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并不可怕,因为那时炒的只是“楼花”,那时的“泡沫经济”不过是割韭菜;而今天的“征地热”可不得了,那是在拔葱,是把农民子子孙孙的未来,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的未来,统统连根拔了!
  
  所以,一个地方不管GDP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有多么辉煌,只要它的业绩是靠卖地取得的,就是在“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就是在出卖农民的未来,断送农民工的退路。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当初保留“农民工”的称谓,实在是先见之明。未曾进,先思退,有了这一招,人家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弟,才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最新调研表明,今天“80后”的二代农民工,转变户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并不强烈,反而越来越想保留农村户口,保留农民身份。这一点,甚至出乎他们本人和父母的预料。
  
  一个典型的“80后”二代农民工,要么幼时作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在农村带大,学龄时再被父母带进城里上学,受完义务教育后求职工作;要么从小生长在城里,自幼梦想着有朝一日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成为地道的城市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多年来,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他们当中的精英人才,成功的奋斗故事。
  
  然而就在这二十多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日益雄厚,土地价格也日益高昂。从前几千元一亩,几万元一亩的土地,今天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一亩。土地的价值越高,农民和“农民工”的含金量就越高。因为人家仅仅凭这个称谓本身,就能获得一份越来越丰厚土地转让收入。从前“农民工”只是一份保命钱,现在则越来越变成摇钱树了!所以在21世纪头10年过后,我们才发现“农民工”的身份和“农民工”的那份土地权益,正在成为左右“80后”农民工转变户口意愿的调节器。
  
  根据2002年8月29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来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这一条规定等于宣布,“农民工”从此面临着两个选择:如果想继续保证其承包地与宅基地的承包权不变,就必须选择“小城镇”落户;如果要将户口转变不设区的城市,也就是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则交回承包地。在那些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省份,还要求必须交回宅基地。
  
  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待遇固然较为优厚,但是前提必须是保持“农民工”的身份,否则家乡那份土地权益就会丢失。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活动半径。要想保住家乡那份土地权益,就必须满足于就近迁入县级小城市,甚至更小的城镇。这样,临近家乡的小城市的吸引力倍增,大都市的人口压力也就不那么沉重了。
  
  于是,“80后”二代农民工,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修正自己的理想。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劳动技能越强的青年,特别是进入精英行列的青年,越是敢于抛弃家乡的土地利益,义无返顾地投入大城市的怀抱;受教育程度越低,掌握劳动技能越差的青年,越是不敢抛弃家乡的土地利益,就越是要满足于在县级小城镇落户,成为小城市或小城镇的公民。这一点,与今天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向完全一致。
  
  敢于移民发达国家、就业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高等院校,并以“世界自由公民”自居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敢于在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靠研究所在国国情和文化为专业的,当然就更是少数。绝大多数出国学者,只能“在外国吃中国饭”,充当为外国人效力、帮助外国人琢磨中国的“中国通”,往来于两国之间。
  
  特别是在今天,一方面,我国大城市房价越来越高,农民融入大都市的门槛越来越高,而时光荏苒、青春将逝,一切人都必须收敛雄心、告别狂想,忠实地面对客观环境;另一方面,粮价也越来越高,国家支农富农措施越来越有力,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土地价值越来越高。倘若国家能够在“十二五”时期调整好分税制,废除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让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收益,农民工就更加不去大都市扎堆,宁可在本乡本土的小城镇去落户。
  
  远方大都市和故乡小城镇两头都有吸引力,单向度的未来,就变成多元化的选择,农村青年的人生路之就越走越宽了。
  
  这个政策会变吗?当然会,如果大都市劳动力短缺,门槛就要降低些,如果大都市劳动力过剩,门槛还会更高,一直到有朝一日,城市差别基本消失。原来,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梦里寻它千百度,瞢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白了,终于明白了。

 (作者系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海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研究员。)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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