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岭南社会是以宗族血亲纽带维系的乡村社会。百年前的台山人逐渐冲破这种传统社会的束缚，开始了城市化转型。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汀江圩不同姓氏可以姓氏为单位入股，集资建设新市镇，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华侨新村依然设立了严格的姓氏门槛，如东宁里，不是李姓族人不能获得宅基地。宗族之内按族规、宗族之间按契约，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就这样开始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

　　台山城市化中出现了新群体——侨户，他们收入来源主要是侨汇，希望寄托在培养子女出国，他们是新市镇的拥趸、新教育的支持者。他们与华侨社会直接联系，在侨乡社会起到新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是侨乡城市化的主力，同时也难免过多地依赖侨汇，限制了在本地创业发展的动力。

　　海外的华侨社会则是西方文明下的边缘群体。岭南社会慎终追远的传统和“得志莫离群”的古训使得海外华侨社会顽强地保留了华夏传统。海外华侨组成的华人社会，和国内侨户为基础的侨乡社会两者之间推挽互助，使得台山在时代大变迁中走出了独特的路径。一方面，海外华侨在居留地遭受“排华法案”不公正待遇，因而形成了特殊的向心力，并将自己美好生活的梦想投向故乡，支持国内任何一种代表着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力量，在民主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做出可歌可泣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国内的侨户，他们将自己特别是后代的人生规划与海外先进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会象侨乡这样把子女出国视作理所当然。

　　有了华侨社会与侨乡社会之间的血肉联系，外部社会的转型就带有顽强的内部因素。同乡的会馆、民间崇拜、江湖会党等等都影响着海外华侨的社会结构，成为华人在海外城市生活中独到的模式；内部社会也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家族的力量、同乡的认同都在持续地发挥作用，从一族一姓建设的侨村，到跨家族集资入股建设的侨圩，社会在不断开放，但毕竟社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不彻底的城市化转型之中，尚没有普遍形成陌生人之间以契约为基础的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