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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源:基层治理期待破题
时间:2016-12-28 16:34:04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李津逵 武凤珠 

  1.社会背景

  在城镇化持续深化的大潮中,中国农村空村化、空心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基层组织涣散,乡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乡土传统文化衰落乃至崩塌,乡村公共精神缺失,乡村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在长沙县北部乡镇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农民坐在家门口看着对面山上着山火,镇长带着民兵前来扑火,农民却说:“你们怎么才来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开创和构建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在城镇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创新村组(乡村自然社区)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无疑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三农问题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天下第一难事。”而解决乡村基层的治理则是破解这一难事的关键。实际上,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多年来对于乡村治理的各种努力、尝试从未停止过。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和经济转型与社会转轨,长沙县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社会建设的任务日益繁杂,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显得尤为迫切。

  2.治理落点

  我国当前的乡村治理模式中,基本上都将“自治”权放在“行政”村,但在实践中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当下乡村一个体制悖论。

  为了减少行政成本,在长沙县经过一轮村级区划调整和村级管理改革后,行政村减幅达58.1%,一般的行政村人口都由原来的一二千人增加到现在三四千人,辖区普遍在10平方公里左右。在这样大的辖区和人口规模之下,一方面,村支两委(党支部和村委会)无论距离还是关系,都离乡镇政府更近,离普通村民更远了。他们要应付层层下达的文件、考核、检查等任务,谋划乡村发展的“大事”,对解决村组级“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恰恰是大量微不足道的村社“小事”拖而不决,或者五花八门的“不公正”的积累,使群众对他们失去信任。另一方面,行政村“两委”班子成员往往是不同自然村组的联系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行政村的合并,一些“钥匙”下岗,导致相应的自然村组与行政村失去了沟通的渠道,基层政权与群众之间出现了组织断层,村社居民家庭或者个人遇到矛盾和问题时找不到有效的渠道排解和发泄,于是他们只能把事无巨细的“小事”乃至个人私事诉求解决对象转向其实无力解决的基层政府。结果必然是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村社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一旦出现纠纷矛盾就有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甚至引发严重的群体事件。

  2013年,长沙县委对此前三年全县的信访总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属于因病、因灾和突发事件引起家庭困难的信访矛盾,占这三年信访人次总量的35.4%;第二类属于因田、山、水、土分割和邻里纠纷引起的信访矛盾,占这三年信访总量的49.2%;第三类属于涉法、涉诉以及各种历史原因产生的独立诉求,占这三年信访人次总量的15.4%。而第三类信访矛盾又可分为合理诉求的和不合理诉求的,前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归纳到第一、第二类信访矛盾中,最后真正属于为追求不合理诉求的缠访闹访,仅占这三年全县信访人次总量的8.1%。县委领导曾特别就一宗典型的闹访案例要求所在行政村两委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要大家来评议该上访诉求是否有道理。会议召开前几天,上访人来找村支书说“别开会了”,原因是“我丢不起这个人”。

  由此,县委得出结论:只要基层组织得力,绝大部分信访矛盾完全可以在村、组一级消化处理好。要处理好农村的信访矛盾,单靠下派干部和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是没办法彻底解决的,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组织、社会、群众的力量,引导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长沙县在2013年年初启动了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建设工程,使得人口多、辖区广的行政村村民代表大会有了常设组织,优化了行政村的治理结构。但他们深知没有自然村的善治,乡村治理依然没有破题。所以不断放开视野,摸索在自然村改善治理的有效路径,毕竟自上而下推进的村级治理,在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方面,总有力不能及的短板。而缺乏自治主体的广泛参与,再好的管理只能是善政,而非善治。

  2013年3月21日,一场县委中心组学习讲座给长沙县县委、县政府带来破题的契机,应邀为这场讲座演讲的专家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演讲主题是“乐和乡村”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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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韩哲旭到福临镇金坑桥村实地考察油茶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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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总量统计图

  3、破题契机

  廖晓义女士是中国知名环保人士,她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她发现乡村社会建设才是重建的核心。她将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绿色生活”“绿色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念方法相结合,提炼为“乐和家园”的试验方案,并在四川彭州、重庆巫溪、重庆南岸开展“乐和家园”建设试验。目前这项试验已经推进到湖南长沙县和山东曲阜。廖晓义所试验的自然社区建设的理念,恰恰就是中国各地在乡村治理中最需要的。以长沙县为例,早在4年前,白沙镇的两位村支书向文革和林力争就曾经到重庆巫溪学习考察乐和乡村,而为了今天的中心组学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搏为邀请联系廖晓义这个大忙人前后整整用了两年。

  “乐和就是快乐和谐的意思。在政府的主导下,从管理、民生、人居、礼仪、养生等方面,建设全新的农村!”“乐和乡村”正是针对我国多年来乡村公共精神涣散、乡村社会问题累积、乡村生态环境破坏和文化衰落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发展目标,包括创新乡村公共服务、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乡村文化复兴、发展乡村公共经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五大系统性指标。

  讲座结束后,县委班子几位成员留下廖晓义深入切磋。县委书记杨懿文当即问廖晓义:“乐和的理念很好,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和我们合作进行试点? ”曾经在重庆巫溪、南岸等地进行多年试验的廖晓义为在这里找到新的知音而高兴。当年5月双方正式签署乐和乡村示范村项目建设合作协议。

  由此,长沙县创新基层治理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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