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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城市化委员会>>委员会动态>> 曹远征:中国经济走到新拐点 扩内需比扩外需更重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曹远征认为,今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可能继续减少,国际收支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走到一个新的拐点,需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

  201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下跌逾六成至3527亿元,占GDP比重降至0.39%的历史新低。经常项目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收窄,引起广泛关注。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今年经常项目顺差可能继续减少,国际收支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走到一个新的拐点,需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

  曹远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有两个特点,第一主要是货物贸易顺差,第二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今年如果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减少,服务贸易逆差增加,那中国经常项下顺差不敢说为负,至少会是大幅减少。”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美贸易总值为5249.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6.1%。

  曹远征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下降至2018年的0.39%,下降速度非常快。从积极意义上来讲,这体现了中国实现了国际收支再平衡的承诺,即主要顺差国的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在周末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中国不以寻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但是从问题的深刻性来讲,中国最终还是要面对历史上“双顺差”局面的根本性变化。

  关于新的政策措施,曹远征认为,扩大内需比扩大外需更重要,要在城镇化、保证农民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服务业方面下功夫。

  在货币金融方面,他指出,需要打通信贷、货币、资本三个市场,以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主要操作标的,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成市场基准利率,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要求,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以下为访谈实录

  界面新闻: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下降至2018年的0.39%,这对宏观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

  曹远征:由于顺差的变化,可能使中国经济运行走到一个新的拐点,需要新的政策措施,但核心还是改革开放。

  比如,货币政策要转向标准操作,随着外汇收入减少,过去靠发行央票调节流动性的机制失去了基础,要转向以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变化,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经济走向在发生变化,扩大内需比外需更重要。从内需角度讲,不再仅仅是投资,而主要是消费。因为中国过去投资增长和出口导向是连在一起的,出口增长,投资增长,出口驱动投资。未来这套机制不存在了。

  界面新闻:我们致力于扩大内需,但近期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对这一情况您怎么看?

  曹远征:从结构看,服务消费增速远远高于商品零售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是在升级的。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消费预期不稳,消费增速变得比较平滑。

  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服务消费增长很快,要求国内大力发展服务业,比如旅游、医疗等等,但是现在这部分发展的不是很好,不能完全适销对路。以旅游为例,可以看到出国旅游的人很多,去年出境旅游的中国人有1.5亿人次。二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下,人们对就业前景有所担忧,再加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变化,未来消费预期变得不是很好,所以也会使增速下降。

  那么,如何发展服务业,以满足更多的居民消费需求,让居民消费留在国内,另一方面,如何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保证居民收入能可持续增长,使得消费预期稳定、消费增长可持续?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改革措施应该随之配套出台。

  比如,中国还处在城市化进程中间,城镇化率接近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0%,还有2亿多农民工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市民化马上要变成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因此必须深化改革,保证农民工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让他的消费留在城市。再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社会保障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要继续通过减税、支持服务业发展,来支持消费,增加居民收入。这些构成新的改革热点,使改革进入新状态。

  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服务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是我们要发力的重要方向。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潜力,而且在内需增长的情况下向世界开放,中国就是在拥抱全球化,应对贸易摩擦。

  界面新闻:利率市场化是今年备受关注的改革之一。央行此前表示,今年的工作之一是,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对于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具体怎么推进,您有什么看法?

  曹远征:利率市场记住三句话:“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意思是,利率限制放得开,市场化利率形得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能对利率进行调整。现在“放得开”已经做到了,“形得成”还在路上,“调得了”正在探索。

  从“放得开”来说,中国的利率已经全放开了,2015年5月,以存款保险制度为代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全部放开。银行自己可以给贷款定价,银行业协会可以协调,那是他们之间的事,跟货币政策无关了。

  现在谈的问题是“形得成”的问题,是在没有基准利率之后,怎么形成基准利率的问题。其核心在于三个市场——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是不通的,不能形成一个连贯的收益率曲线,这又跟分业经营有关。所以,我们看到监管体制已经调整,银、保监会合并,将来可能证监会也需要并进去。大资管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朝完全净资产化发展,然后向证券化方向过渡,这样,收益率曲线才能打通,形成市场收益率,然后再谈基准利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一到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项改革已经开始了。如果央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标的,各个金融机构持有大量国债,这个时候,金融机构通过买卖国债获取流动性,央行通过买卖国债影响短端利率,整个流动性传导过程就顺了,这叫利率市场化。

  只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不通,短端向远端没法传导,央票调整是流动性成本,跟存贷利率之间是个双轨。要打通市场,一定要发展资本市场,不是一般理解的股票市场,而是从短端一直传导到远端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然后首尾相接,开始交易,这时候收益率曲线就平稳化了,基准利率就形成了。现在国际收支这样的变化,恰恰为此创造了机会。

  界面新闻:来到海南,我们发现一些专家喜欢将海南和大湾区、香港放在一起谈,海南与大湾区在地理位置上是比较近的,未来两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曹远征:还是那句话,“成也离岛、败也离岛”,没有内地的支持,海南发展不起来,但是如果要到内地去,它就不是海南了。所以海南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南融入大湾区是必须的,大湾区应该是它的依托,但是海南不能仅仅是回到大湾区去,它有自己的定位,是面向南海,不面向南海,它就不是海南了。

  当年海南建省的意义,就是要拥抱海洋文明,面向大海。尽管海南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定位是错的,应该坚持初衷,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走。

  海南和大湾区之间肯定有合作,但是它和大湾区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服务业发展。大湾区最重要的是结合深圳的高新技术、东莞地带的制造业、广州的物流、香港的金融、澳门的旅游,可以发现把这些连在一起,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区,它的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海南恰恰是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是跟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服务业,这是面向未来的,恰恰是和大湾区有所区别又可以结合的地方。全球化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员自由流动仍然是受限制的,而要发展教育、医疗这些产业,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这个限制。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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