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数据：二月份全球食品价格连续第八个月走高。除食糖之外，全部受监测商品类别的价格再度上扬。2010/11年全球谷物供求状况可能趋紧。① 央行3月25日发布的《2010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流动性仍将充裕，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和粮食价格可能维持高位运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加大。 央行认为，全球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油价和粮食价格上涨风险，能源价格坚挺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将提升农业生产成本，加之国际市场对粮食需求逐步增加，国际粮食价格面临上涨压力。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将诱发结构性通胀风险。现在人们开始担心这一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最终会不会演变成2008年那样的粮食危机。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粮食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是稳民心、平物价、保民生的特殊商品，而粮食安全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国人口和资源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可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国农业面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中国拥有世界可耕地9%，却要养活却要为世界22%的人口生产粮食与其它农产品，其人均可耕地面积仅稍高于1亩（即0.0827公顷），约为世界平均人均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以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由于在中国上耕作的农民占全世界农民的40%，每一家户的耕作规模非常小，平均不到0.2公顷。在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每一农户的耕作规模更小到低于0.1公顷（金宝瑜，2007）。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房地产用地和企业用地不断扩张，耕地一再受到侵蚀，目前中国耕地面积仅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② 学者陆学艺指出，除了可耕地流失之外，土地的肥力也衰退了，原因是化肥的使用增加而有机肥的使用减少。然而生产现在氮肥则需要耗费大量的矿物原料，甚至需要长距离的运输，中国的钾肥70%依赖进口、磷肥原料硫磺70%依赖进口③，这又会耗费更多的燃料。过度依赖化学（化肥农药）和矿石燃料的农业耕作方式很容易触碰到“增长的极限”。同时，集约化农业的过度种植，加速了土地资源退化。休闲轮作，这是我国五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用地、养地的成功法宝，现在却已没有条件实施。

此外，作为农业和粮食产业命脉的水资源也严重匮乏。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076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数量的24%，远低于世界水资源丰富国家（加拿大人均水资源94,314立方米，美国9,985立方米，日本3,389立方米，法国3,218立方米）。另外，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与农业粮食主产区很不匹配，加之我国是世界上灌溉面积比例较高的国家，用水总量高达3,440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66.5%。全国常年缺水量多达300亿立方米，遭受干旱威胁的耕地面积在2-3亿亩之间，旱灾成为制约农业粮食可持续增长的致命因素。还不容忽视的是，一方面中国淡水资源贫乏，另一方面淡水资源还在恶化，水源污染还在加剧，从而更加重了淡水资源的短缺，成为制约粮食产业可持续增长的致命因素。人口众多、可耕地有限且水资源稀少，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严重受限。

与水资源缺乏相呼应的是，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或者是修筑的面积和力度不足。正如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解决好水问题，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文中谈到水利对粮食安全的挑战所指出的那样，农业灌排基础设施不完善，用水管理粗放，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不高，浪费严重。中国的灌区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一些灌排工程标准低、配套不全，经过几十年的运行，不少工程存在工程老化严重、效益衰减等问题，造成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不高。目前，全国灌溉水的利用率仅有45%左右，粮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产效率仅1.0kg/m?左右。节约用水的潜力还很大。

市场化的农业生产

正如学者严海蓉在《小农超越全球资本主义评：“粮食主权人民论坛”》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被不断增多的农业农产品公司驱动的背景下，在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高度（过度）市场化和部分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下，没法不和市场交易的中国小农户的生产主权最多只有部分的保障。在今天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中国“农户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两头在外，即农资甚至是种子由资本化的大市场提供，农户生产的产品，如果不是为自己家庭消费的话，也是通过大市场完成价值实现的。 “农户经济”是高度商品化的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个体“加工”生产者。生产者受制于两头，没有掌控的能力（严海蓉，2010）。

而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农业的生产也被纳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根据中国与WTO成员国谈判的规定，中国加入WTO条件可分为：一，市场进入（market access）；二，限制和缩减对农业生产者的补助；三，限制和缩减对于农产品出口的补贴。中国也被要求消除许多农产品进口的技术障碍。市场进入的规定包括削减关税以及配额关税制之下的最低市场进入机会（minimum access opportunities under a tariff-quota system）（Lardy，2002：75）。市场进入包括降低平均法定关税和配额关税税率制度（tariff-rate quota system).根据财政部2007年12月21日公布的消息：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将进一步调整进出口关税，调整后，2008年的关税总水平为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④ 于是相对应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税率却要比中国高的多，如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税率分别是30.9%、 27%、32.4%与36.9%。在配额关税税率方面，中国对许多农产品适用很低的配额税率，根据国务院2011年关税实施方案，小麦、玉米、稻米的配额税率仍然是1%，⑤ 而且，对这些农产品的配额也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根据主要耕地密集型农产品2006年进出口数量粗略计算得出，2006年国外为中国提供农作物净播种面积为2445.6万公顷，国外提供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国内面积的15.6%，占全部耕地资源的15.3% (张晓山，2008）。在农业生产的补贴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经济贸易合作组织（OECD)2005年发表的《农业政策评论》报告书中也承认，中国对农业的补助比大多数OECD国家要低得多。2002—2003年间，中国政府给农民的补助平均约占农民收入的6%，而同一时期的美国、欧盟与OECD给农民的补助则分别占农民收入的20%、34%与31%，日本政府给农民的补助则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5%（OECD News Report, November 14 ,2005)。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农业根本没法在市场上与这些国际农产品有公平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在未进入市场之前中国的农产品就已经败下阵来。与我国农产品大量进口恰恰相反的是，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却在国际技术壁垒面前步步退缩，根据2008年8月的新闻报导，中国商务部表示，每年有90%的中国农产品与食物出口遭遇到其它国家的贸易障碍，每年损失达90亿美元。现在，受影响的农产品已经从蔬菜、水果、茶与蜂蜜扩大到动物与水产。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阻碍。⑥

不难看出，在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正在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而两头在外的中国农业很难在这世界市场中达成比较利益。在全球资本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浪潮下，中国农业还要面临资本扩张下的大农场农业的竞争，无组织、分散的中国家庭式小农业根本阻挡不了资本农业的车轮。

家庭承包经营下的小农生产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共同认为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质的变化。而以恰亚诺夫和舒尔茨为代表的小农经济理论家却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而华裔学者黄宗智却指出，随着80年代家庭生产责任制在长江三角洲的引进，农业产量停止了增长，而极少有农民在市场刺激下的家庭生产走上致富的道路（黄宗智，1992）。中国60年来的农业走了从分到合，从合到分，今天再尝试着以集体的形式经营农业合的曲折道路，也说明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发展。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期的盛行，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贸易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针对亚非拉国家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债务危机（Debate Crisis），通过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Aid Conditionality）对这些国家经济所实施的“结构调整”（Structure Adjustment)方案,在这一方案中“私有化”（Privatization）则是其核心理念。不但是大量亚非拉的国有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资本附庸，大量的土地也被兼并、买卖，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9年（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的资料显示，在2006年到2009年中期，国外的投资者大概在发展中国家购买或者租用了3700万英亩到4900万英亩的土地。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不再是为本国生产粮食，而是为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农业产出是原来的2.5倍(Greenpeace,2009)，但是饥饿和粮食危机依然困扰着当今世界。单打独斗的家庭承包经营下的中国式小农不但受制于资源的匮乏，还要面临强大的国际农业市场的冲击，很显然，这样的农业发展问题已然成为我们粮食生产安全的巨大瓶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农业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给出结论，毋宁说是提出问题，希望能够给引起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新的整理和思考，进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另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