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贵红：北京润土房地产市场研究与咨询总经理、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企业家委员

    听完各位专家的意见，我有两点感受，一个是指标体系的导向性问题，我们除了关注城市化的“化”，是不是在城乡统筹上还应多下功夫？一般来说，城市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动城市化，如留在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一些农村年轻人主动进城打工，并最终留在了城市。另外一种就是被动城市化，如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农村征地致使一部分农民被动城市化。不管是主动进城还是被动进城，我认为，质量评估体系都应关注。另一点就是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问题。刚才说到指标可测度性，因为我是学统计的，我有两点意见，一是我们取指标的时候要尽量取，如果取不到的话，可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以保证公正和客观，避免出现较大偏离。此外，质量评估体系中体验城市这块必须强调公众参与性。这方面的内容指标体系里列了很多，但还可以做一些提炼，让其更加精确化，以便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光明日报主任记者：梁捷

    我提两个问题，第一，评估体系是中国特有的还是国际上引进的？国际上是不是有一些现成的经验？第二，评估的时候，是否按照城市的等级、大小来进行？请主席台上的专家来回答。

    李秉仁：这些年来我们对城市化问题研究得比较多，也关注国际上的情况。国外城市化已进行了百年，但没有像我们这样系统讨论城市化评估问题。因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流动比较顺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国际上对农民、土地的问题，普遍采用私有化政策，但像刚才李铁所说，现在我们国家有规定，农民进城不收房子不收地，这个国际上肯定没有，只有中国有。关于城市规模的界定，过去我们是有的，1989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把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称为大城市，人口在20万到50万的为中等城市。但把城市规划法修改为城乡规划法的时候，这条定义取消了。此后，关于城市规模的界定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说法。严格来讲，我们现在说的大中小城市没有一个统一具体标准。因为它本来是一个规模标准，以人口规模来统计的。当然我们做这方面研究，还是需要有一个说法，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来做。所以，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在进行具体评估时也不搞“一刀切”。

搜狐网  吕伟

    我是搜狐网的记者，目前我国城镇系统规划比较缺失，但是省域城镇化规划已经全面展开，这样可能会造成重复规划，这个问题应怎么解决？评估体系怎么量化和衡量？

    李兵弟：全国省域规划进入新的安排，现在都在做，是一种正常的工作，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这次规划能不能解决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间实际面临的问题，包括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我觉得省级城镇体系是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保护等一些发展中间的矛盾和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关系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大城市在城市转型中间和小城镇发展转型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识的，作为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在城市发展转型中间，应该紧紧扣住当前中央所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抓住这个重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里有那么多的人力聚集、资源聚集、人才聚集，高校、科研单位，应该在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间义不容辞承担起更多责任，而不应该在一般性制造业方面，跟周边小城镇、小城市去竞争。因为这种竞争来讲，小城镇、小城市永远竞争不过。

    我国近十年来的小城镇发展，或者国际社会小城镇发展经验也说明了，绝对不能把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变成简单的卧城，这种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讲是行不通的。

新华社主任记者杜宇

    听大家讲这么多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我思考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明确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编写的目的，它究竟是要为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决策参考的指标体系，还是作为一项大型公益活动，以此来提高大家参与城市化的积极性；第二，这个指标设计非常丰富，但一些指标有重合。第三、还有一些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可以从政府部门公开数据查到，但是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指标，这些指标可操作性是怎么考虑的？又怎么来评估和设计?

    李津逵：我代表大家向杜宇问三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我们这次的编写提纲是要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还是为了促进全民族对中国城市化的关注与参与？

    杜宇：评估体系作为一个跨度达三年的大型活动，两者一定程度上能够兼顾，但如果侧重于决策参考，那么在科学性、严谨性上还需做大量的工作，有些不是一个部门的能力能够承担的，难度比作为一项公益性活动要大。

    李津逵：公众参与的客观性、可信度在参与过程中怎么样把握更好的方法？

    杜宇：新华社也做过大型报道，除了网上调查，还有就是依托新华社全国各地分设机构做问卷调查。但这个比较耗力和耗时。

    李津逵：杜宇给了我们两个建议，第一做评估体系这件事的功利性不要太强，那样可能欲速则不达，第二新华社全国分社可以帮我们做很多随机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