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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视点>>专家访谈>> 江小涓:服务经济将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平均近10%的增长,同时也是波动的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速下行有多种解释,包括: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国际环境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等。

  从影响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变量投资、消费、出口来观察近几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变小。虽然从数字上看,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消费的贡献率比较低,实际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投资是拉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速度越快的时候,消费的贡献就越低。从宏观经济来看,持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也不是合理选项。

  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进技术的减少和服务经济的到来。从人口红利角度来看,我国从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与经济向下走势高度契合。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是抚养率,抚养率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我国的抚养率一直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四十年我国的抚养率会越来越高,特别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这种高抚养率与以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对整个社会和家庭造成的压力和心态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此外,产业升级后,可以引进的技术存量减少,由此带来效率改善速度放缓。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在三次产业中,农业和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2015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渐上升。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下降。

  为什么当经济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会下降?因为服务业的效率比较低。许多服务业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面对面”、“同时同地”出现,比如教育、医疗、艺术表演、保安、保姆等,无法使用高效设备大批量生产,没有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服务”效率低但工资不能低,与商品相比日趋昂贵。

  服务业如何低效率高成本?比如,1984年购买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需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雇佣一位保姆的价格是每年500元,当时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为主,制造和服务业的比重是2比1。到了2018年,32英寸彩色平板的价格是1000元,雇佣保姆的价格变成了每年5万元,这时候服务和制造业的比重是2比98。其实,我们的消费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从价值上来看好像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当服务业变成主导产业后,同样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明显下降,所以人们讲这是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时代。

  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无法将增长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中国经济转为中高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迅速,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但是近些年国际贸易投资增长势头受到阻碍,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停滞。对比1998年到2007年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2008年到2017年增速明显放缓,中国也发生了同样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过去四十年中,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全球价值链可以切割转移,很多产品被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生产。跨国公司相关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1980年,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只占1/3,2000年骤然增加到75%,到2010年更是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比重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这个过程会因为天花板而减速。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一些中低端产业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冲突。事实上,再现出口的重要性已不大可能,我国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最高点时候的接近40%回调到现在不到20%。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数值。数据显示,7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不到18%。此外,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中国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强大竞争者
 
  从内外部条件和国际经验看,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不过,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来看,中国经济仍然会比其他国家的表现更好一些。

  以前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经济增长,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现在的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突破了“时空同步”、“同时同地”的界限要求,极大地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劳动生产率一直没有明显提高,但是现在有了远程教育后,慕课(MOOC)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据统计,截至2018年,清华大学5年建设了258门慕课,惠及全球800余万人。生活英语听说课、财务分析与决策课、心理学概论课位列所有在线课程选课人数前三名。再比如,金融服务可以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提高效率,现在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未来技术发展将继续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殊优势,人口规模大,网络应用水平领先,网络与数字产业规模经济优势明显,边际成本很低。比如,一部网剧100万人观看和10亿人观看几乎没有差别。规模大就是优势,流量就是生产力。此外,我国制造业规模大基础好,这是生产型服务业特别大的基础优势,支持产业互联网发展并创造了很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新发展模式。

  恰好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中国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它既然要同时同地就不可能远程贸易,所以服务业在以前不可贸易;但是现在网络时代,网络空间的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非常显著,所以中国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方面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从实际表现来看也确实如此。

       以政策制订的八大取向顺应服务经济新需求
 
  针对上述各种新变化和新的发展特点,政策需求应该有相应的应对之策。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经济时代的相对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做什么呢?关键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增长来源,对比其他国家就可能有相对更好的增长表现,宏观调控还是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现在的服务和制造很难分开,以5G为例,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它的特点是高通量、低延时,但是如果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没有什么用处。聊天说话不需要那么高通量,一定要和产业互联网、生产制造及很多落地场景结合起来才能行。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同样,如果制造不上网、不用云、不联通的话,很难取得大的发展。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是更柔性、更融合、更连通的发展,可以不提谁先发展谁后发展,最终通过市场确认二者的关系。

  第三,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发展受限。比如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这不是企业能做的。技术开发现在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注重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我国的国内产业优势来自于巨大的市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现在的平台企业需要具备比较大的规模才拥有竞争力,但是这些企业拥有较强的实力后如果没有其他企业与其竞争的话,很有可能形成垄断。所以两方面工作都要做,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从总体中性趋向国民待遇。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这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时候,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处于高端,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购买华为手机,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较长时间内,我国仍然会存在贸易顺差,不过这个顺差会逐步缩小。因此,要统筹考虑贸易顺差、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问题。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要么就加大对外投资,要么就购买外国国债,要平衡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有了互联网之后,许多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务更优,价格更低,并且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市场可以为的地方政府尽量后退,做好标准评估、监管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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