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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视点>>专家访谈>> 周天勇: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

       中国步入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内部经济增长遇到了下行的压力,外部目前又遭遇了贸易摩擦,在这样一种内外挤压的艰难境地中,有不少网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信心动摇,对前景产生了怀疑:中国能够跨越相当多国家长期没有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吗,中国未来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

  本文是笔者多年研究的一个浓缩性概括。结论是:中国还有1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也应当继续而不应该结束,调节水资源分配和改造未利用土地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最有强劲动力的经济增长潜能来自于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我们还有好牌可打,出好这些牌,我们一定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当然,笔者也有一个判断:危险的是,人口持续老龄化留给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也就15年左右,不坚决推进城乡土地体制彻底改革,不利用老祖宗留下的回旋余地拓土发展,总是解除不了阻碍人口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以农民为主要群体人口的收入总是得不到提高,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总是不能扩大,让工业化提前结束,错过这一人口结构还有动力宝贵的15年机遇期(或者称之为窗口期),那么,结果就是中华民族老去而未能富成,就会永远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改不改革,实不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把不把自己做强,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迈进,是中国未来的阳关大道。而各部门可怕的向计划管理回归,不是积极地扩大发展空间,不是下功夫如何科学管理,而是发明繁多而地方和企业应接不暇的检查督导,搞各种各样的一刀切和运动,不是放开搞活,而变法扩大自己的权利,拖延改革,将会耗掉和错过中国这宝贵的10余年机遇期,结果必然是走上穷途末路。这也就是世纪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增长下行压力

  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转移和利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与制造业相结合,生产产品向全球出口,挤压中国的国际市场;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促使外资和跨国公司回流国内,不仅替代进口,并且还要向中国市场出口自己的制成品。中国过去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遇到了前堵后追。而我们国内则内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形势变得错综复杂。笔者认为,需要精准深化减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间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等改革;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放弃制造业,延长工业化;加之以实施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战略。使中国在2019到2035年间,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案,这里摘要形成一个极简的概述,供政策研究和制定参考。

  一、下行压力加大与经济增长预判的模糊

  中期内下行压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8.18‰下降到了5.89‰,人口向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变动,受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验证了此规律)影响,GDP增长率有从2018年的6.6%(这个数据包含统计将研发投入2.8%调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压力。长期内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风险:由于人口增长率从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66%—2.42%之间。我们就此根据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历史数据,判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扭转,2035年前中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见下图。

  什么都不做: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趋势,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认识和判断是不是靠谱,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会如何?似乎都需要讨论。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要素的投入、配置和贡献。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机构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增长趋势进行了各自的研究,结果和说法不一。由于索洛模型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而中国的经济运行国情和环境许多又不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这些研究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大,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可能针对性不强,或者有误。

  对于国民经济,没有数理方法而只是定性研究,那只能是“猜测”,决策心中无数;而有一堆数据,没有科学适用的数理分析方法,或者简单套用模型,会出现偏差,用以决策,也会造成很大的失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都要自由流动,要素都要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都有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这些模型的条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体制安排。

  但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许多体制还在改革之中,还不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发生了学者们顺向简单套用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误差很大,包括给中央的政策建议针对不了存在问题的现象。

  对此,我及我的团队也陷入了长时间方法选择上的纠结。后来从“市场经济应该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多”的思路,用假设条件还原和反实事法,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发展和体制均二元结构转型国家,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了分析。

  二、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能:精准改革

  这样,我们将过去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红利的定性“猜测”改变成了数量分析,用上述方法就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以释放的未来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估计。

  1.资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增长潜能

  (1)减税降费: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配置改善按照发展中国家一般标准值,宏观税负率在GDP的18%—25%之间,体制转型国家在28%左右,中国目前宏观税费为36%左右,我们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宏观税费负担率应有水平放宽在了30%,偏差为GDP的6个百分点以上。用反实事法计算,2017年高税费负担的年产出损失为GDP的1.3%左右。

  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需要减税5.5到6万亿元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需要减税5.5到6万亿元左右。一年减少,可能性不大。分三年,期间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平均为0.4个百分点左右。虽然释放增长潜能的时间短,动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减税降费,企业会大面积关停和减少。

  (2)资金国有和民营经济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长潜能资金要素目前还没有做到竞争中性分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将法律上投资、创业和经营的有限责任,正在普遍地变成了企业家搭上全部家产和父债子还的无限追责。国有企业贷款成本低、资金使用效率差,净资产盈利水平不高是一个客观的实事。

  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其损失占2017年GDP的5.84%,资金供给错配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的。目前国有经济贷款、债券占总额的60%,我们将这一结构一直到2035年按照国有企业15%和民营经济75%配置变动逐步进行还原改革, 2019到2035年间这项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为0.24到0.3个百分点之间。也可能是我们的计算需要改进,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们猜测的那样大。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甚至国进民退继续下去,将会对出口贡献大、吸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态势。

  2. 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新增潜能

  人口迁移、劳动力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了户籍、教育及医疗不均、城镇居住成本高和难、农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扰,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及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偏差。我们计算2017年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7.0%。如果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上述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再配置动那减弱

  这一计算结果,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因为有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以为这一改革会给未来带来年平均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其不一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未来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将劳动力配置改善的增长潜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劳动力配置还原改革,是一个逐年释放的过程,不可能短短的数年内改革到位。虽然增长潜能不大,但不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劳动力配置改善获得的增长潜能支撑,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分析到这里,发现不容乐观的未来是:累积估算减税降费,迁移户籍、新市民教育和医疗、城镇住房、农村土地退出,国有企业等三大体制改革,其释放的增长潜能,加上上述20年前人口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数,并没有使中国203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概率显著地加大。

  3.土地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最大

  由于对土地进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经济溢值性、投入积累性和非折旧性等经济特征,或者价值不能表达,或者表达不完全和不充分。在如不让农村各类土地交易时,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使用者,不能通过交易,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几乎都要以地为基础而发展。然而,农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产资料,社会和信贷资金不能进入,农民不能以地为资本进行创业,也失去了其创业收入。

  每年城乡仅以0.5%的土地如果交易,但由于不让交易,或者不能够交易,城乡损失的交易收入为 31170亿元,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开放以来至2017年,现有农村已经有10%的土地资产投入资本,城镇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土地资本化率可以为1%,但是因为体制所限而没有,其以地为本创业,或者再资本投入方面的产出损失为48840亿元,为GDP的6.15%。如果对城乡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能够资本化,2019至2035年间,其改革释放的年平均增长潜能,低方案为近1.4个百分点,高方案为2.3个百分点。而且增长潜能为动态递增。

  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别为上述三方面改革获得增长总潜能的71.49%和78.98%。这给中国在2035年前,通过改革支撑和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乡土地体制改革,会拓展货币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负债率,形成更多良性资产,稳定货币金融体系,提振国民经济长期的利好预期。目前城乡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资本化,资金要素与土地要素不能优化组合,货币无法流入农村和农业,也不能流入城镇一些可交易划拨低价但闲置的土地。从现在货币投放看,工业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过剩而投入不进去;城镇房地产因行政寡头垄断市场、行政限购限价,没有开征房地产税,一放则涨,货币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因过去负债率太高,借新还旧,资金体系自己循环,创造利息泡沫GDP。

  能不能换一种思路缓解上述问题?

  A. 利用土地资产疏通货币投放和流动。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货币流入基本没有价格和低价的农村470万亿元、城镇150万亿元,以及未来调水改土新增的200多万亿元土地,让土地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资产和不动产。农民在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去购买工业品,就又可以通过消费,以及有需求后工业投资增加,使货币流入工业领域。

  B. 降低国民经济负债率。将无价值和价值很低的土地,变成有合理价值的资产,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不动产财富,可以整体上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银行抵押资产中增加许多是有合理价值、可市场交易的土地资产,其贷款的质量也会提高,其不良资产的比率也会下降;一些国有企业,特别如铁路总公司,将给其划拨和低价的土地,如果能够交易,折价入资产,改革它们的资本结构,其资产负债率就会大大降低,并且这部分闲置和低利用资产由于可交易可抵押,会增强其资产的流动性。

  C. 提振中国经济信心。如果宣布农村和城镇土地产权、年期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未来有800多万亿元原来没有价值的土地,现在变成资产,将会是中国货币价值稳定的一个基础;许多流往国外购置土地、住宅和建厂的个人和企业投资,将会止住并投国内,一些境外资金也会流向中国购地购房投资建厂;大大减弱人民币外流的意愿,增强外资流入中国的激励,使人民币币值坚挺和稳定;中国第三次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经济未来预期向好,股市和各种经济指数预期都得到提振。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未来扭转国民经济增长过度下行的关键战役。

  三、居民收入:生产与消费循环和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条件是:市场可以通过要素投入和退出,通过不断地出清,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如果生产过剩,必然是衰退,增长速度趋于下行。

  然而,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干扰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应有而没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计3亿左右,其中没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2017年为72658亿元,占GDP的9.15%;由于户籍等体制的阻碍,市民化的城市人口应当为97305.6万人,应有而没有的居民收入为79629亿元,为当年GDP的10.03%;因限制农村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而损失的居民收入为56853亿元,占当年GDP的7.16%。现在一些机构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近61%,这显然误差太大,不可信。按照2017年统计公报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43.65%,这与我们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偏差16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农民土地财产和创业收入三个方面的干预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应当在68.94%,即使不考虑人口因素,后两项还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应该在60.14%。从2017年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看,居民、企业和政府各自比为44︰20︰36。国民收入部门结构和GDP部门结构大体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业分配过多;生产结构中资本装备、基础设施(交通、城市建设等)内容过多。

  我们按照上述损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计算和还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72658亿元〔干预人口增长损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费率)+{79629亿元(妨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损失)+56853亿元(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损失)}×81.55%(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162554亿元。2017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人口总数,消费规模只占GDP的30%,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个百分点。   

  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还原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逐步还原提高到50%。

  目前农业就业比例27%左右,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差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为1︰1.83︰3.06,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拥有财富之差更大,我们估计的为1︰12和1︰18。

  在这样的数据格局中,当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处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差很大。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4600元的城镇非户籍居民(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和小工商业者)2.3亿人,这8亿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6%。从这些数据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至少10余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1.8个百分点,2019-2035年间,前10年居民收入倍增,17年中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在此期间,计算的低和高两种方案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别应当增长7.14%和8.17%,才能分别将居民收入还原到占GDP65%和50%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还是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偏差永远也扭转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本文开篇就提到,未来17年,中国未来出口会遇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双向的激烈竞争和挤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19-2035年间居民消费规模低方案从31.17万亿元扩大到100.41万亿元,高方案从31.43万亿元扩大到118.40万亿元,这样可能逐步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关税降低后国外扩大的产品进口,保证未来17年中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四、一些可能有误的提法和我们的商榷

  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对策,各有所述,观点不同。其中一些如果进入战略、定之于规划和施之于行动,可能有误。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1. 国内一些学者提出,未来经济中低速增长是常态,不应当再强调GDP跨越式增长;国外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利茨也向我们提议,不要将GDP增长看得太重。这可能有误。

  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也遇到了外部的制裁和内部的经济下行,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主张,并向中央提出过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为5%为宜。后来邓小平同志没有听取此建议,而是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增长目标放在了高速水平上。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还有中高速增长的余地,关键是改革和选取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美国这样人均GDP6.2万元美元的国家,还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不到9000美元,GDP增长如果没有赶超,就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正确的提法可能是,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尽可能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跨越式增长没有错,速度要支撑得住和快一些,同时提高效益和质量,并且追求居民收入、家庭财富和大众消费占比越来越多的GDP。

  2. 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工业化已经趋于结束,要去工业化。这是错误的。从中国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群规模,农业就业比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中国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看,中国8亿左右的人口基本和中等水平的工业社会物质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压力差还很大。中国还应该有15年以上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间。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3. 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服务业化,未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潜能应当来自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个内容,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服务业比例向60%左右变动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下行到中速,甚至下行到低速。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大规模、专业化和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较高;而服务业则大多是小规模、个性化和非标准化, 劳动生产率较低。举例说,一个工厂,可以一天生产一万部手机,但是,无法在一个地点,在一天之内为一万个人理发。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要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而我们却要去工业化,可能说的有点偏激。因此,服务业过于快速升级,稳不住制造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好,很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快速下行。

  4. 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可以用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和产业创新,获得新的增长潜能,支撑国民经济并实现其新的一波中高速增长。这可能会有误。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培育颠覆性技术群、实现新一轮产业革命,升级中国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获得新增长潜能,是不得不推进的重大战略。

  但是,什么时候新一轮产业革命会暴发,并会突然发力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一波中高速增长,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可能分析出哪一个时间点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下行转变为上行。如日本1980年后,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步子不能说不大,但是,也没有将其国民经济从中低速增长扭转为中高速增长状态。

  而且,如果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更多替代劳动力,则会发生大量的原有知识结构的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并且财富越来越由资本和技术创造,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发生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因此,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万万放松不得,否则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但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宝,因产业革命新增长潜能什么时候爆发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则万万不能压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之上。

  5. 一些学者给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当年里根在美国做了两项事,一是减税,二是通过拜都法案,促进技术进步;英国做了两件事,就是减税和降低国有经济比重。而我们最后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部门向中央的具体建议,却主要变成了去产能。

  实际上,我们与英国和美国当时情况不一样的是,他们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要比我们现在高;我们经历着一个出口拉动GDP增长力量下降过程之中。因此,人口收缩、迁移受阻和土地财产及以地为本创业收入不足,使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虽然表现为生产过剩,深层原因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产能过剩就会常态化。而且,从这几年去产能和环保督导的结果看,压缩了民营企业,提高了下游竞争性企业的成本,不公平地增加了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

  正确的方略可能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减税费;不是行政性压产,而是市场竞争中性公平贷款和企业债发行,让过剩产能破产重整等退出;供给侧改革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双向推进。

  五、除了改革,还需要选择和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未来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变动、发展阶段、回旋余地等条件,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是制定战略的依据;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发展目标,支撑住增长速度和尽可能加快发展,需要寻找关键、重点、有牵动性的重大战略举措;各个方面的重大行动方案,需要横向的战略配合和纵向的战略衔接。

  需要老老实实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重点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城市化水平不过70%或75%,就能够进入高收入门槛,到达发达水平的国家,数量极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2/3。在目前建成区和建筑物城市化超前和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未来着重应当推进人口和市民化的城市化。

  彻底废除城乡和地域户籍管制,使已经长期在城镇居住和就业以亿而计的非城镇户籍人口,更多进城的农民务工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下,变成市民;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就业机会少和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到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市中去;向新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公平和均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降低城市房价、控制租金上涨、提供廉租房、多种形式建设住宅。使2018年城镇户籍人口只有5.74亿,加上常住人口只有8.31亿,到2035年时,城市人口增加到11.62亿,完成中国城市文明的现代化。

  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难,助力走完工业化路程。工业化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难,助力走完工业化路程。工业化是一个地区从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经济体迈进必经的过程。从2018年农村5.7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农村居住性能质量舒适、农民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城镇非户籍2.59居民只有26300元左右,城乡汽车普及率等指标看,8亿多居民工业化时代的享受还没有满足。如果这8亿多人有支付能力购买中高水平的工业品,不可能发生工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国民经济还没有到经济服务业化的后工业时代,仍然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措施,在2035年左右,不要舍基础而建楼阁,不是放弃和结束,而是脚踏实地完成中国基本的工业化进程。图 


  改革推动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估计:我们对照市场经济的标准,考虑GDP在政府与企业支出和资本间分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资金要素国有与民营间的供给等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并实施市民化城市化和延长工业化的战略,观察其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带来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从而估计2019-2035年改革能够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趋势,如上图所示,低方案,我们可在2029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方案,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调水扩土战略性工程

  如果考虑老龄化趋势,再加上疏通城乡人口要素模块的如果考虑老龄化趋势,再加上疏通城乡人口要素模块的淤积和之间的循环和流动,加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我们还考虑了一个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

  调水改土疏通城乡模块间的梗阻

  其意义在于,其不仅在建设期扩大投资需求,在建成后增加可利用土地,增加国家、企业和居民新的资产和不动财富,在新土地上可以新建设农场、工厂、交通、城市和农村新社区等,形成新的产业和市场区域。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其他单一投资建设项目无法比拟的关联性强、综合方面多、各环节接续、乘数性放大、发挥功能久远等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水利弱国。2017年止,美国人口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调水规模300亿立方米水,人均调水94立方米;印度13.4亿人口,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调水1386亿立方米水,人均调水103立方米水,每平方公里调水4.7立方米;加拿大不到3700万人,人口为中国的2.6%,调水1390亿立方米,人均3757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调水1.4立方米。而中国调水只有337亿立方,人均调水量只有24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调水也只有0.35立方。

  水利强国,促进百年复兴。在目前已经建成337亿立方米调水能力的基础上,再建设和形成750亿立方米左右的调水能力,使中国未来总调水能力达到1100亿立方米左右。在北部新经济带,调水改土,增加耕地、园地、林地、建设和生态用地总面积9.6亿亩到12.3亿亩,扩大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可利用国土空间。迁移人口、加快市民化的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到2035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目前的26.5%下降到3.55%;农业就业劳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9.9亩提高到2035年的128.6亩,非农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从4.27∶1降低到1.8∶1。从土地财富和资产看,增加土地资产总价值将为175万亿元到232.5万亿元,如果调水改土从2019年开始,到2035年结束,17年中,每年可平均增加10.29万亿元到13.68万亿元土地财富。按照调水改土低方案和高方案可以分别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1.11和1.48个百分点。这对于上述市场化改革、市民化城市化以及延长工业化,又是一个保证性举措,使得我们万无一失地完成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的初步现代化。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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