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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视点>>专家访谈>> 樊纲: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转轨

       摘要
     “我们的改革称为转轨,不叫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英文叫Change,制度转轨是transition,transition的变化是我知道要到哪儿去,我知道我要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是高小毕业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六年级,所以说没上过中学的,中学的那些课本就是从头读起。两个月之前听说要高考,然后就把这些书找来,就看这些书,当然那时候主要复习,文科平常靠读杂书的那些底子去考试,没学过就是数学。

  我那会儿在兵团的炕头上看杂书,有什么看什么,马列全集也看,苏联小说也看。有的人问我,你看这管什么用?我说我也不知道管什么用,但是我就看书。到那个时候这些杂书就起作用了,文史哲经那些考试科目,基本上靠平常看这些杂书考过了。所以读书总是有用,从功利的角度也是有用的,考大学的角度,最后也是有用的,更别说,如果我们更系统的学习的话,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高考)那时候我已经在县文化馆做文化青年了,插曲是我不够资格考试的,因为我没有上过中学。但是后来我申请,文化局长还是批了,后来我考上了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是不认为你能考上,你一个小学生,我不认为你能考上,我批了你去考了,没想到你考上了。

  那段经历,一直到考大学这段经历,我说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还不在于就是说这是一段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发生的这种事情。最关键的时候,最关键的事情是,那个时候真是中国经济的低谷。

  那时候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那时候都挨过饿。

       尽可能使改革反对力量小一点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40年绝无仅有的成功实践中,有幸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得天独厚,挖掘和探索了经济学研究的空前富矿,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学贡献和意义。】

  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制度变迁、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经验。

  改革的整个过程,应该说为制度经济学,特别是转轨经济学提供了新鲜材料,也能够从当中看概括出很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关于渐进式的改革,最初争论比较多,后面大家争论不太多了,前苏联东欧就是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大家发现其实激进式的改革破坏性非常大,而且也并没有很快就完成这个改革,为什么呢?破坏一个旧制度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的,但建立一个新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也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像我们的改革,往往就是这块改了那块出现短板,这块改了以后,那块又出现了瓶颈,要不断地进行调整,要不断地在各个领域里面不断推进,整个体系才能够更有效的运转。所以应该用一种系统的思想来看待制度,看待制度的变迁。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改革的过程能够提供的一些新鲜经验,能够揭示的一些规律。

  最近这些年我经常说一句话,借鉴中国改革经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什么意思呢?我们前期都有了很多比较宝贵的经验了,而且它从逻辑上也应该说是完全成立的,作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完全成立。比如说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个的逻辑在哪儿呢?这从理论上逻辑,它总有既得利益。任何一个改革,旧制度再不好,旧制度都会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你要让这些人接受,让大家普遍接受改革的话,有些既得利益,大概你得暂时保证它,你要使它仍然能够存在,打消很多反对的意见,这样才能使改革继续推进。

  我们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也是先保住一部分,大家基本的票证的那些东西,基本还保证你价格也不变,然后放开了另一轨,放开了自由市场这一轨,那么逐步逐步转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是老人那部分东西先保住,然后把新的变,把新人的部分,制度变化了,然后让这块继续发展。

  从长远来讲,你只要是新制度真正优越于旧制度的话,那个旧的东西它就停在那里了,新的东西不断发展,新的东西越来越大,旧的东西自然的它逐步逐步就并在新的里边,就逐步消化掉了。

  我在2000年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就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了中国经济一系列的现象,解释了理论逻辑过程。这个应该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理论了。其实各个国家在做各种变化的时候,这个理论都可以应用的,不光是说改革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你仔细想一想,它很多的变化,也都是用这种方法是可以解决的。

  你比如最近说房地产市场,要讨论房产税问题,我说就是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老房子已经不重要,老房子已经发生了,它的交易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未来的价格,对不对?你只要未来的房子都有房产税的话,逐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老房子,比如说你交易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新房子了,他也要拿税了,一部分就变过去了,然后最晚不过70年吧,达到70年了,大家的产权到那时候,那时候开始再交税嘛。是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这部分利益,大家过去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先保住了,那这个改革推进起来就相对就容易多了,所以说不要纠缠那些历史的那些东西,让新的制度赶快发展,我们的体制转轨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所以,中国的改革就不仅仅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所谓的转轨国家,具有一些启示,而且应该说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人类行为的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律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启发性的意义,都可以使我们在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能够概括出一些新的理论,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些新的经验。

  尽可能使改革能够顺利一点,反对的力量小一点,克服这种利益冲突当中的这种反对或者反抗,这是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前所未有的制度转轨 

  中国的改革是转轨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基础。以前有很多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也有叫做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的理论,基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会,你比如出了一些新的技术,当年出现了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织机,新的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力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就看到了这里面新的机会,为了捕捉这些机会,人们就去改革了各种制度。

  比如说当时西方的农奴,封建制下的那些农民,最初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是不能出去打工的,你不出去打工,工厂需要工人,那么他们就为了这个,逐步逐步地改变了制度,这就叫做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特点在哪儿?就是说当事人谁都不知道这个制度将来会发生到什么变化,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在中世纪那种社会条件下,大家一点点小的发生变化,都是适应了当时的一个特殊的需求,但谁都不知道最后会变成市场经济,最后会变成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经济,大家谁都不知道。但是它就逐步逐步发生了。

  那么我们的改革不是这样的过程,我们称它为转轨。这不是说叫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英文叫Change。那么这个制度转轨就是transition,transition这个变化呢,它是我知道要到哪儿去,我知道我要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有人说了,也许一开始我们不叫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我说其实不见得,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怎么过?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要过这个河,他知道有一个彼岸,这个彼岸最初我们叫商品经济、商品要素,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它正式定立一个,我们要到市场经济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大概是知道的。

  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派了十几个访问团到世界各地去考察,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考察什么?考察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那个市场经济怎么搞的?人家的经济怎么发展的,生产力怎么提高的。那么应该说是有这样一个目标模式的。知道大概要往哪儿去的,而且这个目标并不是一个理论上存在,没有实现过的东西,而现实中存在的一种经济制度转轨,不是像历史上制度变化,我不知道往哪儿,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就知道一个小的临时的一个需求,我就做了一点改变,最后变出了一个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大概是知道,尽管细节不知道,尽管不知道怎么过去,不知道怎么转轨,但是大的目标应该是知道的,这种就叫制度转轨。

  因此可以说,这次制度转轨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吧。当年中国的过渡时期,中国转轨有点像这个,那时候我们从农业社会要转变到、转轨到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时候应该说是有一个目标的。苏联当年它有一个目标,但是它那个目标它是理论上的。当时的一些共产党人提出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样的思想,也不能说那就完全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是就是说有这么一种想法,理论上有这么一种制度的蓝图,大家朝那个地方就转过去了,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是个转轨,但是它不是向一个已经存在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转轨。

  中国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转轨和东欧苏联的制度转轨都属于这一类,属于后面这一类,大概知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当然目标你定的不一样,比如说苏联就是要回到欧洲去,当时俄国,就回到欧洲去,就要实行欧洲的那种制度,我们不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无论如何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制度,什么样的体制,不能说是完全的我都制定好了,现在我们在不断摸索,还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大概知道一个目标模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实践,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践。

       后发优势节省了试错成本 

  【2018,中国人最重要的记忆之一,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的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路口。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后,“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未来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没有别的选择,改革再出发,永远在路上。】

  进入新的阶段是四大特征。

  第一就是深化改革。大家发现中国经济之所以还很落后,其实是因为我们制度上还有很多缺陷,我们的发展动力不足,我们怎么发展民营企业,怎么改革国有企业,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怎么调整,很多很多事情都还要继续深入,所以我们40年,可以说是一个节点,但是40年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的阶段,深化改革的阶段,这是第一。

  第二是开放。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迫使我们思考,在这样一种世界环境下,在面对美国可能对我们进一步的更多的封锁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开放?我们怎么进一步改革我们经济制度,和国际跟全球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方式,我们怎么在世界市场上和别人竞争?我们这种,不仅仅是商品制造业的开放,而且服务业的开放。我们的领导人最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要深化开放,要扩大开放,还要搞什么进口博览会,特斯拉进来,到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股权,这都是进入新的阶段,开放进入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自主创新。以前我们最早阶段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叫发挥比较优势。很多国家就光有这一点,走着走着就停了。好在我们后来,我们发挥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怎么学习?在开放中学习,我们当时没有知识,别人有知识,我们就开放,引进外资学习,派出留学生学习,我们跟国际交流学习,都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引进外资主要的不是钱,当时一开始,钱是很重要的,现在引进外资主要的不是钱,我们不缺钱了,我们缺知识。引进外资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发达国家两三百年都在那里认真在做科研,在发展市场经济,积累很多知识,都是我们要学的。学了你就省事了,学了你就可以走捷径了。

  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节省了什么?节省的叫做试错成本。风投投十个,一个成功了就成功了,那九个都叫试错成本。这钱花哪儿去了?最近大家都开始知道了吧?中国开始自己创造了。

  我们幸亏发挥了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得以不仅仅增长了十年、二十年,就起飞,而且我们能够持续三十年、四十年,后边第30年、第40年,我们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后发优势,靠的是学习。

  作为落后国家,我们是需要学习,减少这种试错成本。但是我们老是依赖这种学习的过程,就容易产生依赖,依赖什么?就老想着学别人、模仿别人,而忽视自己的自主创新,忽视产权保护,忽视这一系列东西。中兴事件提醒了国人,第一,我们还是多么的落后。第二,我们今后的发展可能还要继续努力地去学习,但是恐怕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能够培养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所以我说到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叫自主创新。

  第四,也是40年一个节点,我们过去老说我们的储蓄太高,消费太低,我们储蓄现在仍然很高,占GDP的44%,这个在世界上也是最高,历史上都是很高的。历史上日本、韩国很高的储蓄率的时候,基本都很少一两年超过了40%,基本都三十几。 我们这20年在40%以上,有的时候到了50%。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间节点的问题了。

       有钱一代退休 消费将提升 

  过去20年老说我们要增加消费,但消费老是不能增加,而且还在下降,这就不是你能不能增加的问题,是你没有认识到规律,是可能规律这时间还没到你增加消费的时候。那么过去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一代人,在他们挣钱的年代,他们没挣过什么钱,也没储蓄什么钱。你想他们当时一百块钱的收入,我们现在小年轻都可以挣一万块钱。一百块钱的收入,同样30%储蓄率,存个30块钱,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只能花这30块钱。而在这个阶段,前两代人退休,想想我们的老一代人,特别想想我们农村的那些老一代人,他没什么钱,没什么消费,等到他老了退休以后,没有什么消费的。

  但是在这个期间,特别是我们后面20年这个期间,想想我们收入增长的速度,想想我们后来的这些人,就业的这些人,同样30%的储蓄率,那可能就储蓄3000块钱,然后等到他老的时候,他消费,他就按照3000块钱的标准去消费,就按照3000块钱的储蓄所能提供那个财富、提供那个收入,他能够消费,以前的人只能按30块钱的储蓄,所提供的那些收入来进行消费。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储蓄率特别的高。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新人的储蓄还没到花的时候,老人只能花他原来那些储蓄,所以这时候宏观储蓄率就特别的高。40年正好是一个节点。什么节点?人20岁工作,60岁退休,一共40年的时间。到了这40年,不是说完全这种情况就变化了,但是这种代际之间的这种变化就开始发生了。

  什么意思?就是有钱的一代开始要退休了,从现在开始退休的人的消费水平跟以前大大会有一个提高的话,整个我们居民的消费水平会有一个提高,我们的消费率会提高,储蓄率会相对下降,这样我们的经济结构会更加的合理,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改变了我们过去,叫了20年没有发生变化的事情,就是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情况,开始会发生变化,这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外贸顺差,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财富的增长等等,都会发生很多的调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说也是中国经济的历史进程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说是历史巧合,不是历史巧合也好,也标志着中国要进入一个改革发展开放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不能再回低谷了 

  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多次挨饿,小时候60年代的闹饥荒,我们到了东北,也是都是挨饿的,然后整个国家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应该说在77年、78年我们上大学之前的那一段,那是确实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低谷,然后学了经济学,就多少懂一点经济上的事情。然后就看着中国的经济从低谷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一直走到今天。

  应该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吧,赶上这么一个时代,经历了低谷,又经历了这种复兴的过程,应该说是再也不要去回到出现低谷了,怎么能够使中国经济逐步不断地能够上升,不断地能够伟大复兴,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需要认真做好的事情。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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