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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视点>>专家访谈>> 陆铭: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

  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现状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比如不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化的面积大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等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还是往大城市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我定义为“城市的新生”。

  上海对标纽约、伦敦:有对比,才有差距
 
  我来自上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上海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规划里表述为:

  上海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标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见得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

  如果上海未来对标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中国的经济体量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迅速超越美国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中国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左右,产生一个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来看看纽约和伦敦的数据,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

  纽约: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2011年,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

  再看外籍(国籍)的情况,目前纽约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

  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刚才讲“要吸引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收入,“你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

  第二个变量是支出,“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你的吸引力就越高”。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别的因素不重要,这是为了高度简化。在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之外,你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消费是不是多元化,环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务成本以外,你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把整个分析框架的高度简约到就关注这两个变量。而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成本:

  一个是住房;

  一个是服务价格。

  它们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很多东西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关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务必须是本地生活的。

  而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关系。

  2003年以来,中国在人口净流入的城市,都在控制着土地供应。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你会造房子;如果你有地,你会把土地卖给造房子的开发商造房子,直到碰到两件事情停下来:

  第一、政府说,“我的城市面积已经扩张够了,你再扩张就到国家森林公园了,不能再扩张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你扩张到最后,老百姓说“我不去了,你再造房子我也不买。因为我到那个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上班还要花2小时,我不愿意”。

  一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机制,一个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选择。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发展边界的同时,如果这个人还愿意往里去,你会在市场经济的国家看到什么——就是“楼越造越高”。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但是到今天为止,曼哈顿的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在我说出“我要去”这句话的时候,这背后有些什么考量呢?我想这个考量就是,“我的收入比支出来得更多,我还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当这个地方便宜的时候,收入也会降得更快,这样的城市大家不会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当前,一些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的人群。然而,城市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

  首先,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那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都赶走,城市就不拥堵了。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们占据着比较好的公共资源。

  但是从事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的人离开了城市,这座城市的服务成本会提高,它要怎么去竞争、吸引人才呢?

  政策上要平衡发展不是让经济资源均匀分布,这样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大城市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一定会带来对“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美国的统计,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他会带来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超市收银员、一个家政服务员、一个餐馆服务员。其实,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所以,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从事“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当这些行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是降低成本:

  要有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要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城市的新生”包含这两层含义:

  第一,中国恰恰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城市的规模经济,把人口当做资源。

  第二,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应该是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同时,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公共服务要讲究公正性、公平性,体现城市的包容性,不能把公共服务作为特权给予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比如本地户籍人口,那不是公正的市场经济。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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