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前后，在中国学界活跃多时的“新供给经济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贾康教授等人所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简明读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影响更是不可小觑。然而，我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却对其真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这种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必将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

　　[ 当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然。但应当明确，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市场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发力，而不是顾此失彼。 ]

　　[ 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和支撑市场经济的两根支柱，犹如硬币的两面，飞鸟之两翼，不可分割。不排除作为应急之举，在短期内偏重管控市场某一方，但无论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干预主义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在长期内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侧”而忽视另一“侧”，更没有也不会形成独立成型的所谓供给学派或需求学派。 ]

　　在中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前后，在中国学界活跃多时的“新供给经济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贾康教授等人所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简明读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影响更是不可小觑。作者宣称，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是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为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权威解读，并已先后向中央和部分省市领导同志作了宣讲。

　　然而，我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却对其真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这种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必将带来严重不良后果。这里仅就其所涉核心理论基础问题，提出若干质疑以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中国已经是统一完整的市场经济了吗

　　从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角度对中国经济提出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断定中国经济急需政府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则是贯穿该书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作者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的基本依据。可是，作者可能没有想到，至少在该书中没有指出，对中国经济从总体上进行供求分析，并进而得出类似该书这样的结论，应当暗含一个前提条件，即认定当前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说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市场经济。

　　提出这个要求并不为过，因为只有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或者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才谈得上对其做出真实可靠的市场供求分析，也才有可能断定该市场经济的某一“侧”出了问题，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根支柱，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命运和前途。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都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供求均衡才是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然而，这样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中国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诚然，经过几十年改革发展，一个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在这个框架下，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广大民营经济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和销售逐渐纳入市场经济轨道，政府简政放权逐步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可是，就我国经济体制的整体而言，还远未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之外，还存在着统制经济，而且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统制经济的制约和支配。所谓统制经济，实质上就是以往计划经济在新条件下的某种变形，或者说，它是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旧体制或旧模式，它表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大型国企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国家的财税和金融体制，以及城乡土地制度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对经济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基本）垄断，包括生产等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遵从市场规律或市场需求。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还不是一般的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正在成长中的市场经济同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统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只有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转型之日，才是一般市场供求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此时才具备了从总体上对之进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

　　进一步说，当前中国实际存在的是与上述两种经济相适应的两种市场，一种是竞争市场，另一种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两者的并存和交叉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一定要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切入分析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就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并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民营经济、中小型国企等，大体上属于竞争市场经济范畴，而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大型国企等则基本上处在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地位。

　　事实上，支配这两种市场的供求规律是不同的，不应混同。在不同供求规律支配下，这两种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截然不同，不应视而不见。例如，同样是产能过剩，对于融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和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企业来说，其成因、表现和消除办法就有原则的区别。前者同市场竞争相关，后者则与其垄断地位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诸如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这类特征，同民营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格格不入，而对垄断性企业来说则是其难以克服的“本质特征”。事实说明，继续破除这种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当然，如果这样如实地分析问题，而不是从某种虚幻的完整统一的市场条件出发，作者也就很难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了。

　　需求管理已经过时了吗

　　在论证加强“供给侧改革”必要性时，作者指出，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作者这样说是对的；然而，作者由此断定应当紧缩需求，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这就失之偏颇了。

　　实践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着重实施需求管理，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方略。战后西方国家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和政府巨额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发展方式，大体也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出现和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可谓事出有因；在这种发展方式下，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就是其集中体现，可说功不可没。再者说，适度增加总需求，实施需求管理，在一定条件下，今后也还是需要的。

　　比如，只要有可能（国外有需求），我们就不会放弃扩大出口。又如，扩大消费需求一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也取得了相当大进展。再如，在克服盲目扩大投资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后果时，经济合理的必要投资，总还是需要增加的。最后，为了保就业、促增长，实施必要的财政赤字也不为过。政府决定把赤字占比从2.3%提升到3%，就是明证。这就是说，不应将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需求紧缩。

　　然而，当前我国又必须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克服长期实施需求拉动发展方式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

　　我们知道，实施需求拉动发展方式，固然事出有因，功不可没，然而代价高昂，后果严重，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包括高消耗，高污染；效率低下，贪腐盛行；生产和需求错位，供求结构失衡，既存在供给过剩，又存在供给不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外环境也不允许我们继续坚持这种发展方式。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步伐，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然。但需明确，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市场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发力，而不是顾此失彼。

　　西方经济学只强调需求侧而忽视供给侧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强其论证力度，该书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就是以供给环境为既定前提，只强调需求侧而忽视供给侧。他们声称要纠正这种失误。然而，在我看来，这是无的放矢。

　　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到小穆勒，都是市场供求论者，既重视需求，也重视供给，不存在忽视供给的问题。

　　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不仅研究了供给，包括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四要素论（土地、劳动、资本和经营管理），而且将市场供求均衡论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核心。

　　凯恩斯经济学被作者看作只强调需求管理的典型，受到着力批判。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肤浅之见。不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增加有效需求是其政策主张的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供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他在重视需求的同时也重视供给，并以追求供求均衡作为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他才提出了在供给不振即长期萧条条件下，实施需求管理的理论和主张。这就决定了凯恩斯所倡导的需求管理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之策，而非长久发展之计。在凯恩斯看来，经过一个时期的需求管理，实现了充分就业和供求均衡，便具备了古典经济学发挥作用的空间，市场供求竞争的自动调节机制就可充分发挥作用了，也就不需要国家需求管理了。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本质不是片面的“需求管理”，而是追求市场供求的均衡。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正是对凯恩斯主义这一认识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既不是单纯的需求管理论，也不是单纯的供给管理论，而是供给与需求管理论的综合。

　　除了“纠正”上述所谓“失误”，作者称，他们还要继承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传统，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大创新。我看这种说法同样也要落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传统。

　　首先，对还不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从总体上做出统一的市场供求分析，这的确是一大发明，然而，如上所说，这种分析的科学性应该受到质疑；而作者拿来对照的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分析传统，却与作者的分析不具有可比性：除了历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该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当前的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或者作者属意的所谓“供给学派”传统，研究的对象却是市场经济本身，这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但可以断定，没有一个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其次，为说明“新供给经济学”具有某种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作者着力刻画了“供给侧”学派的“前世今生”，并将其归纳为“两个否定之否定”。他们认为这呈现了“强调供给侧”的某种规律性，一个是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另一个是从供给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复兴，再到2008年危机之后的“供给管理”。而他们的所谓新供给经济学，据说就是新一轮否定之否定的开端，是供给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新飞跃，等等。

　　这样的概括和期待固然大胆，但根本经不起推敲。萨伊定律被视为强调“供给侧”的开端，然而，萨伊本人以及他所提出的那个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命题（“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并不意味着他在强调供给或“供给管理”，相反，他的学说的本意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实施自由放任，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不要干预，这同作者的论断大相径庭。其实这不难理解。19世纪初期的英国（一定程度上的法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帝国已经拥有广大的似乎无限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只要生产（供给）出来，就不愁销不出去，萨伊定律所传递的就是这种信心。这同该书作者从中解读的什么强调“供给侧”的意义或者“供给侧管理”必要性毫不相干。如果一定要说萨伊定律强调了“供给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没有忽视市场需求，反而是以广大的似乎无限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必要去强调市场需求的意义，只需表达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就够了。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国供给学派（主要是主张减税和减少政府开支等），被作者视为“供给侧”学说的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终结，又是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开端。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供给学派只不过是当时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部分，但不属于供给学派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学说比它的影响更大。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区别在于有的强调供给，有的强调需求，不是统统强调供给。不错，供给学派被里根政府所采纳，但货币主义也受到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它们活跃的“生命周期”都不长，不过短短几年光景。在美国不久就被克林顿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所取代，通常认为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某种复兴；货币主义实验也随着撒切尔夫人的下台而终结。一定要说这样短命的强调供给的学派和主张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显然是太高抬它了。

　　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尽管对宏观调控手段有所调整，但也不能就此断定这标志着强调“供给侧”意义的学说占了上风。事实上，他们在加强“供给管理”的同时，也没有放松需求管理（包括对出口、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调控等）。应该说，2008年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的总走向，并非一味地倾向于“供给侧”，也不是单纯地倾向于“需求侧”，而是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的结合，是对供求关系的综合管理。

　　由此可见，不存在作者所谓“供给侧”学说的两轮否定之否定，也不存在所谓“‘供给侧’学派的螺旋式上升”，既然如此，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之类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据。

　　供给和需求是构成和支撑市场经济的两根支柱，犹如硬币的两面，飞鸟之两翼，不可分割。不排除作为应急之举，在短期内偏重管控市场某一方，但无论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干预主义思潮，都没有也不可能在长期内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侧”而忽视另一“侧”，更没有也不会形成独立成型的所谓供给学派或需求学派。

　　体制改革被置于何地

　　既然该书作者如此明确地立足于一般的市场供求关系分析，又如此坚定地强调急需政府加强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向来强调的体制改革（作者称之为“转轨”或“制度供给”）被置于何地？

　　作者说“作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似乎是对过往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成就的肯定，然而，作者接下来的论断立即就把必须继续体制改革的任务给排除掉了：“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请注意，经过这么一个转折，所谓“转轨”或“制度供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应当说，作者所用的这些“舶来之词”尽管半生不熟、含义模糊，但其弱化（如果不是取消的话）体制改革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例如，作者所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在这个长长的“结构性改革”菜单中，唯独没有了继续实施“转轨”和“制度供给”这一条，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吗？至于作者说还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其中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同样也不见了体制改革的踪影。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还有“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具特色、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等。作者的这种看法进一步证明，体制改革并不在他们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之中。因为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并不具有这种“各具特色的千差万别的差异”和“结构性特征”。而根据作者的这些涉及“结构性”的理由，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大型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施以股权多元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为中心的改革等等，不是被完全取消，至少也是被推迟了。

　　有学者以“结构性改革”一词在西方话语中就是指（或者说也包含着）体制改革为由，也将该书作者所说的结构性改革解读为体制改革。这种解释是否符合西方话语含义，这里没有必要深究；就算这种说法对西方国家是真实的，但对我们国家并不适用。在我们中国经济学和一般话语中没有这种习惯说法，不应加以混同；何况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如上所说，在作者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中，并不包含体制改革。

　　问题在于，应否以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经济体制改革？要知道，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市场？能否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决定着经济体的性质、效率及前途；各种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则是相关构成要素的相互比例，例如供给与需求的比例，三个产业的比例，人口中的性别比例、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等，我们的作者所列举的那些结构和比例也包括在内。这些结构（比例）的调整是重要的，它们本来也应该是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与体制改革相比，结构改革是从属的，是受体制改革制约并服从于体制改革的。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离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根本原则，结构改革的方向何在？动力又何在？

　　权威人士在“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段话说得好：“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改革创新……完成这些重点任务，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只有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依照作者所说，政府应当从过去主要抓“需求侧”，转变为政府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包括以行政手段实施“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那么，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这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还是要坚持和强化旧体制？更重要的是，沿着旧体制和旧轨道，能够实现这些重大任务吗？如果无视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教训，那么重蹈覆辙就难以避免。

　　总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应当切忌将这个本来正确的决策解读为单纯的供给侧改革，还要切忌以结构性改革冲淡甚至取代体制改革。就基本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来说，应当基于当前我国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而非统一竞争市场经济的现状；应当基于市场供求均衡发展论，而不应是单纯的供给管理论。同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真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仍应是新决策的核心要求，这个要求不应随我们经济工作侧重面的变化而被冲淡、弱化或推迟。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