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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视点>>专家访谈>> 于长江:好城市应该具有“城乡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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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北美民族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美国文化系交流学者

初识于长江是在一次会议上,其简单朴实的衣着和精辟独特的言论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中,这位知名的人类学学者,其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让记者唏嘘不已,而他对当前一些热点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更是超出了记者的预料。

理性看待信仰危机

有人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信仰危机。于长江坦言,人是不会有信仰真空的,人的头脑,总是充斥着一些观念,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观念的具体内容不同。他说,如果看过去中国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历史时期都让人感到“信仰危机”。

从清末民初到1980年代,中国社会不断革命,起伏跌宕,每当社会激变的时候,旧观念面临挑战和崩解,新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时,就会有“信仰危机”之感,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又一次让人感到陷入“信仰危机”……“我倒觉得,这种‘危机’,实际上是精神信仰和心态急剧转换状态的感受,就是‘过渡’、‘不确定’的感觉,并不是一切都没有了、都真空了。”

今天的中国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疯狂地追求买房、买车、买名牌产品等等,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信仰”,一种拜物教,这也算一种“充实”。只不过这种信仰,不能带来多数人的幸福,反而造成很多矛盾和痛苦,所以我们在价值上,不认同这种信仰。

对目前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缺乏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观点,于长江表示,一般意义的“精英”永远有,今天主导社会走向的形形色色的大人物们,也可以叫“精英”,诸如富豪群体、实权官员、社交达人等等,也算“精英”。“如果说缺少,是缺少致力于精神和文化建设的精英,缺少文化转型期特有的那种奋然投身于‘兴灭继绝’伟大使命的精英,缺乏新旧交替时代特有的那种身体力行、开创新精神文明的精英。世俗成就的‘精英’很多,但超越常俗旨趣、以某种超然追求为‘天职’的精英很少,而且分散蛰伏于民间,影响力不大,而名声闹大的,又往往最后被揭露出来是骗钱骗名骗色的江湖骗子……”

在他看来,文化精英,应该是一种新文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一种不按现世常规社会逻辑和标准生活的人,他们应该具有一种超越芸芸众生的新的旨趣,在现实中,一方面向人们证明,人可以有不同于一般主流的追求和活法,另一方面,用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去启发人们,帮助人们感悟,意识到还存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活意义。

强镇扩权应慎行

继2007年浙江省绍兴和义乌实行强镇扩权战略后,最近广东东莞和山东省也相继提出要进行“县级镇”试点。于长江说,国家搞“县级镇”试点,主要是为了解决某些地区镇一级辖区社会经济人口高速发展之后,原来乡镇级的行政机构功能太弱,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和职责,存在责与权的严重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整体制,扩大镇的层级和功能,以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促进当地发展。

同时他也强调,观察思考中国目前基层社会体制的改动,要特别注意各种具体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真实意义。如果这些调整是针对某些发展中遇到的体制障碍,或区域、级别等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结构失调,那就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不必象搞运动一样一哄而上,而是应该作为一种日常的、个案化的制度完善手段,具体处理。

于长江直言,不管一个地方搞得怎么样,对另一个地方来说,都只有借鉴、参考意义,而不存在“推广”的理由,更不该成为“一定要做”的借口。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不同地区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绝大多数因素和变量,是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的,同一种做法,放到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效果。因此,“我觉得各地治理和发展最好最理性的做法,就是以本地为本,真正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热衷于推广外地时尚时髦好听好看的‘经验’”。

然而,基于本地情况探索发展途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要具有智慧、经验、责任感,又要有开阔的眼界和宽阔的胸怀,又要对本地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扎实的工作,需要更多努力,更多思考,可能有很多挫折,必须有更多担当,所以人们一般不愿意做。因为太苦太累太风险太负责任,而简单“推广”别人的经验,则是一种相对容易、轻松、少担责任的做法,甚至可能是偷懒和免责的做法……但是,“推广”中隐含的危险,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饱尝了。

彻底打破城市的傲慢与偏见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了市民化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大调整,也是对社会政策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严竣考验。于长江说,目前农民市民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自然的,通过个人的、微观的、多渠道的,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一类是“被”市民化的,也就是由于土地征用等,有些农民被安排变成城市居民。

他强调,自发的部分,情况简单一些,而非自发自愿的,被强制的市民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首先在理念上,应该意识到,农民进城,并不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幸福之旅,也未必是什么“提高”、“进步”之类,从人本主义出发,不该热衷于那些宏大叙事的抽象论述方式赞颂农民变市民的“成就”,而应该更多体察到,农民作为一个个个体的人,进城是一种艰难的转型和适应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苦”,应该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具体措施上,于长江建议,应该尊重人们的多种取向,照顾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等不同人口的意愿和适应能力,分别对待。对于确实愿意并且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可以提供条件帮助他们快速市民化,而那些不愿意、不适应的农民,应被视为一种对于文明传承的敬重和坚守,绝对不该歧视,而是应该尽量延长他们市民化的缓冲和过渡状态,使得他们可以相对缓和地进入城市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发现城市的好处,自愿地转化为市民。

作为吸纳农村人口的城市,他直言,应彻底打破城市对于乡村的傲慢与偏见,认识到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作为文明形态的等价性,把城市化视为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不得已”的安排,而不是天然的优越……。这种理念,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真正制定“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政策。

于长江坦言,一个好的城市,从硬件到规章制度到生活状态,都应该具有“城乡兼容性”,尽量兼顾城与乡两种人口的生存状态和习惯,减少“城”与“乡”之间的差别,避免城乡对立……这种兼容型的城市,是中国未来城乡发展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减缓社会冲突,释放社会不满,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过程,应该成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可以共享的一个现代化过程,不应该造成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优势人口和劣势人口之分,不该成为一种制造此荣彼辱和贵贱尊卑的丛林战场……这种“城乡兼容”的理念和实践,也完全符合未来人类生存的远景,符合目前最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大趋势。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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