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的经验，我国2030年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未来10年将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这也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6月3日，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与合作治理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行。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同济大学全球城市与合作治理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

　　会上，首先举行了同济大学全球城市与合作治理研究中心揭牌仪式。诸大建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刘淑妍教授担任主任，葛天任、熊伟任副主任。据介绍，该中心是上海第一家大学主办的全球城市研究中心，将围绕“上海2035”以及全球城市治理，借助多学科专业互动，搭建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和不同界面的信息交流对话平台，拓展城市治理研究的国际维度。

　　与会专家围绕“多学科视角下城市治理与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关键问题”、“城市未来与合作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诸大建教授聚焦“上海2035与全球城市升级版”作了发言。他指出，国际上的相关研究部门认为，上海已经是原来版本上的全球城市了，所以现在要探讨的是升级版的全球城市是什么，这也对应了我们对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目标的设定。在做全球城市研究时，需要弄清的是，我们要做追赶型还是引领型？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探索一个升级版的有中国故事的全球城市概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分析了城市区域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长三角一体化，都可以看到中央对区域合作的重视程度在增加。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城市空间治理、区域治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为了加快包括资本、人才、土地等在内的所有要素流动，消除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障碍，从而让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冯仕政教授认为，所谓城市治理就是力图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形成秩序。但问题是，人们对于秩序的理解是不同的，背后是所处社会地位、环境和利益诉求等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全球化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了不同的生产发展方式，也造成了新的生产和生活的分化。不同的人群处在不同的循环中，有的是在自己的小区里面循环，有的是在全国循环，而有的是全球循环。不同人群循环在不同的层次上，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环境和选择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不同，节奏也不一样。这就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强调，城市治理面对的是物，但本质上是解决人的问题。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杨东援教授分析了信息化新技术对城市治理的促进与影响。毫无疑问，技术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但也要看到技术的局限性。比如，关于交通，现在更多讨论的是移动性，两者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交通主要关注的是供需平衡，而移动性是要用尽可能少的交通量来保证获得公共设施使用的权利。这就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怎么样从一种过度依赖小汽车的生活方式，转化为适度依赖的生活方式？而这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的。再比如，现在大数据很热，在很多领域都得到应用。但是大数据有可能带来大智慧，也可能带来大愚昧。为什么这么说？数据只有开放了，才能带来智慧，如果是被少数单位垄断的话，反而会遮蔽真实的社会。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教授指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国最鲜明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可能用200年的时间走过这个历程，但是我们可能只用几十年。按照国际的经验，我国2030年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未来10年将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这也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城市治理改革首先是一场政府改革，要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未来城市治理要更关注城市价值的引领、管理理念的更新、管理方式的改变，加强法治思维。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研究员指出，当下城市治理与城市研究已成为热点。他认为现有城市治理主要有三方面不足：一是政府内部协同不足；二是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不足；三是新型的技术手段和已有管理模式协同不足。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数据，但真正的大数据掌握不多，大数据大多掌握在民营企业手中，这对政府治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葛天任认为，全球城市是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全球城市空间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更有网络体系的。全球城市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对此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和应对，总结吸收和借鉴国外城市的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