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这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乡土中国在人口、地理层面的逐步萎缩。

　从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步伐非常快。但若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尺，我认为还不够客观、全面。要从数字背后发现真正的生存面目，考察那些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农民，从事什么工作、住的条件如何、福利待遇怎样。这些最日常化的细节，对于系统评估中国的城市化，非常关键。

　　无论是离开生长的故乡，还是离开自己温暖的小家，每个人都会有乡愁。但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乡愁里包含着一种对于乡村普遍衰败的感慨。不知从何时开始，乡村似乎成了底层、边缘的代名词。所以这种乡愁，我们不能将其笼统概括为人类的共同情感，或者说是现代化路上不可避免的精神寂寞。

　　今年春节，我再次回到了老家梁庄。无论是现实的生活图景，还是文化情感的体验，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中国乡村的博弈，早已高下立现。在这个历史临界点，我们在为城市化鼓与呼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毕竟曾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型，如果有一天连它都随着历史的飓风消失无踪，那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很多根基的东西也将无从找寻。

　　我们的思维方向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整：不要只想着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民成为城市人，也要考虑为什么农民不能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为什么农民一定要进城，为什么乡村要成为城市劣质的赝品和复制品？台湾地区、欧美，都市人返乡已成为一个潮流。但在我们这里，回归田园往往只能是一个梦，你无法面对斑驳陆离的乡村现实。如果我们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完全可以分流城市的一部分压力。

　　很多人都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你要说城市化太快不好，他就跳出来反驳：难道你不想让农民富裕吗？似乎农村就是落后、拖后腿的代名词。中国未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里谈到工业革命初期的伦敦涌入大量贫民，工厂林立，于是一边是高耸的楼房，一边是破败不堪的贫民窟，设想有没有一种城市模式，是城市包含乡村，乡村包含城市，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生呢？未来中国在追求城市普及化的同时，也应该回溯自然、统筹乡村，走出自己的特色。

　　去年秋天我走在街上，透过金色的阳光看到各种美丽植物。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只剩下钢筋水泥，只剩下一种植物，或者只剩下人类自己了，我们将面临怎样一种生活？生活的愉悦，来自于见识不同的存在、不同生命的样态。实际上民族的生存也是一样的，来自于建构不同的自我。

　　我们需要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究竟应该放在怎样的位置，重新思辨乡土中国里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内涵。乡土之于中国，是一个被动、受批判、愚昧、过时、待消灭的历史命题，还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

　　我们重视乡土中国，不只是基于它在现代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发展纠结，更是思考我们的传统、文明方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关涉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密码、道德模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普遍的单一化的发展模式里，如何逆流存在，保持自身特色，这就是“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