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心里话，我不太赞成廉租房出售，尤其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令百姓绷紧神经的时期。而政府又该如何去监管这项新事物，这里面会不会出现新问题呢？”10月22日，面对记者的采访，贵阳市某市直单位的公务员小刘直言他的担忧。

　　小刘所担忧的，是近期在巨大争议声中加速脚步的贵州廉租住房“租售并举”模式。

　　据了解，自去年贵州安顺成为全国首个尝试“廉租住房出售”的城市后，近期，贵州建设部门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供需矛盾，在安顺、仁怀等10余个城市大刀阔斧实施廉租住房租售并举，这一举措更是在市民中引发热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赞成这一举措的市民认为，廉租住房一经出售，就和经济适用住房没了差别。

　　甚至有部分专家也表示，廉租住房出卖，就成了廉售房，保障对象不明确，一来冲抵了目标群体对政府保障性功能的感受，二来出售廉租住房会将政府租赁补贴转变成个人购房款，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嫌。

　　一时间，廉租住房“租售并举”模式成了舆论焦点。

　　廉租住房住户:“这是个好政策”

　　尽管社会各界质疑声纷至沓来，但不少购买了廉租住房的低收入群体认为“这是个好政策”。

　　10月15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的廉租住房区，一年前，这里的48户低收入家庭成为全国第一批廉租住房购买者。

　　记者见到下岗女工支大姐，她曾是一家毛巾厂的工人，丈夫没有固定工作，两人平时靠摆小摊生活。这几年随着租房价格水涨船高，他们家租房的地点也由市区逐渐移到了城郊，为她家的生意带来很多不便。2006年春节，在政府帮助下，支大姐一家搬进了西秀区中华东路的廉租住房区，每月仅需支付30余元的房租。

　　“我这辈子想住上自己的房子，即使房子不大，可也是自己的家。”她感慨地说。出于这种想法，她去年多方筹资2万多元，最终买了这套37平方米的廉租房。

　　如今，这套房子被支大姐一家视为“最珍贵的财产”。支大姐还透露，这套房子前不久还“帮”了她们一家。今年3月份，支大姐靠着房产证从银行得到了5000元小额贷款。她买了一套设备，每天在客车站附近做早餐生意，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事实上，受惠于这种住房的低收入者不只支大姐一家，记者采访中感触最多的是，很多购房者提到自己拥有这套住房时，脸上顿时洋溢着灿烂而朴实的笑容。

　　“有了房子，生活也有了盼头，这是个好政策，千万别取消了。”支大姐说。

　　本质还是让利于民

　　据记者了解，今后3年，贵州将分步解决28.2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其中将为22.6万户低收入家庭实行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预计修建廉租住房总资金要达146.9亿元之多，其中资金缺口达30多亿元。

　　一边是大量需要住房的低收入群体，一边是苦于没有资金而干着急的地方政府。而2008年贵州实行的对符合保障条件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将廉租住房租给他们的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卖给他们的廉租住房“租售并举”模式，也正是为了能筹钱建廉租住房的举措之一。据了解，此举目前已在贵州安顺市、仁怀市等10余地推行。

　　对于廉租住房是否可以出售的质疑，贵州省建设厅有关负责人认为，贵州廉租住房所出售的对象与国家所要保障的低收入人群在保障对象上是一致的。实施廉租住房“租售并举”，可以解决落后地区资金不足的难题，快速扩大廉租住房的建设规模，并形成“投资—建设—销售(回笼资金)—再投资”的资金良性循环，逐步建立起保障性住房资金筹措的长效机制。

　　针对有人提出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该负责人表示：一是国家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补贴，就像低保金一样，是政府应有的救济；二是廉租住房出售后关键在于规定年限内严禁上市和私下交易，当廉租住房到达规定居住年限且低收入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有一定经济实力购买商品房，而转售廉租住房所得的溢价收益是可以让利的。“与经济适用住房相比，无非是让利对象不同，这么多低收入家庭住不起房，我们为何不能让利于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