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刘华宾3月26日报道：“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从47.5%提高到51.5%，但在一些特大型城市的“扩张”中，交通拥堵、房价高企、人口压力等“城市病”也引人关注。今天上午在上海宝山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间隙，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向东方网记者分析说，城镇化是一个有增长、有需求的财富创造的过程，特大型城市可尝试发展卫星城市体系，把部分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镇转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城市化的完整含义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备受关注的成都城乡体制改革中，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户籍正走向“终结”，农民“可以穿着风衣进城”。茅于轼认为，成都的城镇化探索值得关注，而在取消户籍差别的改革中，关键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城里人都到农村去不可行，农民进城也还有不少障碍，因此自愿原则很重要。”茅于轼说，农民进城要有更多选择的渠道，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城镇化推进中，自由化是一条比较安全的步伐。

高度城市化的发展，也带来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大城市，转向生活成本更低的中小城市。茅于轼分析说，上世纪80、90年代，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中，也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外流现象，“这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他表示，大型城市房价过高确实会排斥新来人口，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要带动卫星城市发展，逐步把一部分人口向周边小城镇转移。

不少专家指出,我国拉动内需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但也有人担心，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农民的消费愿望很难被调动。对此，茅于轼分析说，农民进城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增长，城镇化是一个有增长、有需求的创造财富的过程。

城镇化发展中，很多“80后”农民工身份上是农民，职业却是工人，他们的子女一出生就在城市，几乎完全隔断了同农村的联系。茅于轼说，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眼界和法律知识，城镇化必然要面对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