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创新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文/李涛
　 当历史迈过世纪的门槛，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新的世纪，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也日渐凸显。诚如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王国华所长，以及宏福集团董事长黄福水先生等人所说，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这些问题，尤其是土地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农村软文化建设、小产权房等问题，因为这与我国的城市化能否和谐进行，能否避免拉美化陷阱密切相关。

 

土地制度创新 时不我待
　 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3.9%。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为这一成果感到欢欣鼓舞时，我们又必须反思、总结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迅速采取相关方针政策使之得以解决。这也正如赵晓教授所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的城市化是以缺乏现代产权制度的所谓房地产市场化为主的房地产发展变革，我称之为没穿“裤子”的市场化与城市化，这恰恰违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也带来了许多恶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化把不少问题都掩盖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必须要有“第三只手”。中国改革开放到目前阶段，我们如果真正要想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一系列矛盾，必须大胆创新土地制度，尽快建立现代土地制度。
　 为什么要尽快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呢？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作为支撑，大力推进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话。与此同时，户籍问题、农民工问题、小产权房问题等等，莫不与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所说，中国城市化能否和谐进行，与我们能否大胆对当前土地制度进行创新有着直接关系。赵晓教授亦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有一定的财力、有一定的能力，应该适当地给中国的城市化穿上‘裤子’了。”
　 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能支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最为合理？有专家表示，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契约而不是政府硬性规定具体的土地制度形式。赵晓教授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同时，由于农民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残缺，集体土地的征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种种不公，产生了地方政府随意解除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各地政府借机“经营城市”，大搞“圈地运动”。王轶教授则从物权法的角度指出：为了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至于演变成为一部分国民对另一部分国民做出牺牲为代价，我们必须让设定在集体土地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都可以自由的进行流转。不然的话，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会让我们丧失最起码的东西。

户籍制度 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即使到了今天，它仍是农民维持生存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与此同时，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也成为了套在农民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道“紧箍咒”，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不管漂流到何方，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农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