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忱和秦佑国在现场交流

和谐的城市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一是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绿色”为目标；二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谐”为目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应该是“绿色”与“和谐”。
　 诚然，中国是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每年1%的增速就意味着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如何让进城农民不仅仅是外来劳动力，而是城市居民、城市主人，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城市化的质量都将起到重要影响。
　 秦教授对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为四位农民工颁发奖金和证书表示赞赏，希望今后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他指出，“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做身份认定。我希望农民工这个词成为一个历史，成为一个过去。当他们真正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公民，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分子，我们才是真正认同了他们。希望这一天尽快地到来。”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也表示：“往上数三代,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农民。现在，很多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已经有了第二代，但我们仍然会叫他们农民工。这就像黑奴的后代永远是黑奴。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对城市主体进行研究。”
　 邹德慈院士则认为，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做了法律保障。他说，这部法律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城市规划，是一种城乡统筹的规划。这说明，我们不仅仅关心城市人口的增长、用地的扩张，同时也关心农民的转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乡规划法》将有利于我们比较健康而合理地来推进城市化、健康有序的来增加城市人口、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合理的迁移和转移，做好他们进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造。这一点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具有人文特征的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容器。当城市与城市中的人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城市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品位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城市特色也会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城市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
　 曾几何时，当城市建设为我们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雷同的城市规划却让中国出现了“千城一面”。“特色危机”成了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不无惋惜地说：“城市建设中，许多文化、历史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除了某些传统留给我们的标识外，一个城市很难和别的城市有区别。实际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和文明。欧洲对于几百年来文明的保护，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他建议，文化应该作为城市建设一条至高的原则。因为这个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各国城市政府讨论而形成的关于文化繁荣应当是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却由于我们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使得文化处于从属地位。
　 秦佑国教授认为，对每个城市内部认同性的丧失，是造成“千城一面”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说：“‘千城一面’不是因为每个城市的多样化不够，恰恰相反，而是每个城市内部过分地讲究多样化，从而失去了内部的认同性，就是说，失去了对这个城市的气候、山川形胜，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等等的认同。”
　 北京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博，作为京城第一位提出“人文地产”觉醒的开发商，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在自然经济主导下的，具有人文特征的城市化。我提倡人文特征，因为人文特征的概念能够使得城市的价值最大化，它解决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解决了中国城市同质化的问题。中国需要这样的城市化！”
　 那么，如何才能让特色城市取代“千城一面”的现状呢？与会专家纷纷开出了自己的“良方”。
　 邹德慈院士指出，首先要保护利用好城市的历史遗迹和传统建筑，以延续地域历史文脉；其次在城市规划中，应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构建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空间；第三充分调动城市的一些非物质因素突出城市的动人特色。
　 金元浦教授则从文化审美的角度表示：“文化要素、文化审美和艺术品格，以及城市所独具的特色，以城市独具特色建立起来的城市品牌形象等，应该是城市化进程中特别关注的方面。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将这些要素通过艺术和美学的方式建立起城市所独有的品牌，让北京就是北京的品牌，上海就是上海的品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对得起5000年的中国文化，下对得起子孙后代！”